之十四
在毛泽东的御笔亲点下，“胡风小集团”一下升级为“胡风反党集团”，胡风由一介书生，变成了“小集团”，最终成为“反党集团”。周扬和康濯关于“胡风集团”变成“反党”的“敌人”的一段对话值得注意。康说：“我一时受不了，侯金镜同志也和我差不多。” 周扬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康说：“主席提得太高了。”周说：“不是主席提得太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周扬就是这样秉承旨意的；讽刺的是，周扬也没什么好结果。
周扬是一种历史典型，这种典型是跟屁虫的典型。
之十五
文革时，王造时身陷囹圄，在狱中曾与夏高阳及另外三名囚犯同处一室，王造时对夏高阳喟叹道：“我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起诉；时隔30年，1966年11月，我却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被起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 “这个地方，解放前，解放后，原本是在法律执行下羁押未决犯的通常的看守所……今天这里已经蜕变为无法无天的纳粹集中营。”
文革中期，即1971年，王造时冤死狱中。像王造时这类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时代，不见容于当政者；在共产党执政时代，同样也不被见容。这是一种生不逢时的悲哀，在任何一个专制时代，王造时的命运，即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 * *
王造时的命运，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悲惨命运。想当年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王造时凭一腔爱国豪情与热血，血气方刚书生意气，以笔为枪，以一己之力，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冲锋陷阵，何等神勇！那时，他才三十来岁，正是事业上大有所为的生命鼎盛时期。五十年代，这位好勇斗狠的斗士，渐渐被漠视、被排挤，最终被打倒。当年，“七君子”之威名，何人不知？而当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为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却失业在上海！清华老同学潘大逵引用杜甫惜李白的诗句，道出王造时的处境：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之十六
解放后，知识分子中，留在大陆的，命运却要比离开的知识分子多舛。历史已走到今天，从今天的眼光看，在当时，虽然国民党不足道，但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对待学人上，还算是“礼贤下士”的，“党”同伐异的深度和广度不至于像它的老对手×××这样大手笔。尽管它不成器，没品味，但它却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知道怎么笼络和收买知识分子，不至于像×××治下的愚民对知识分子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欲使之堕入万劫不复之地。这种悲剧，足令国人反思反省。1948年国民党败北的局势日趋明朗后，国民党着手了“抢救学人”的计划，当时对共产党不信任的，都“随候鸟南飞了”（尽管蒋“候鸟”时刻不忘“复国雪耻”，然过去的风光不再，一去不返了）。虽然他们追随的是一个失败的政党,但他们却躲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留下来的,面对的却是一次次的表忠心、一次次的思想改造、一次次的非人折磨、一次次的投狱……他们的信任，换来的是不信任、不宽容。怀着大有所为的憧憬，许多大好的青春韶华，在政治的腥风血雨里，从理想的的青年、中年走向昏暗失光的凄寒老年；或是被一个疯狂的时代所牺牲掉，“英年早逝”掉。前辈学人的悲剧，不能不令后来的知识分子心寒。
之十七
朱健国著作《不与水合作》中第一辑里有一篇《何清涟闲话随想》之八：“招聘行贿人才”写道：“一个国家的企业要靠给政府官员行贿的官商结合的方式生存发展，这个社会绝对是极权专制劣根深深；一个社会若是企业意志决定政府政策倾向，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在接近民意民主。”
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公开招聘行贿人才，这个社会到了什么程度。
这也许是个不需要答案的提问，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似乎从未真正地理解民主的涵义，也从未真正过着民主的生活。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政府官员或下层民众，没有人会相信这回事，只有在教科书里面诓骗那些幼稚的学生。我们将民主完全曲解和狭隘化了，抛弃了民主的真义，接纳了民主的幌子；打着民主的旗号反民主。我们将民主和专制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矛盾结合起来，演变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大杂烩。把民主集中起来，小化了民主的范畴。个人意志变成了集体意志，民意变成了民意代表；而所代表的民意，全都是狗屎！北方的橘移植到南方变成枳，民主在我们这里变味了，变得不三不四，变得不伦不类。多年前我读柏杨先生的书，其中有警句：“中国也有民主，你是民，我是主！”至今未忘。
之十八
文革，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三十年前这样一场斫丧人性的政治文化运动，在我们后一辈的记忆中显得不成比例地淡漠、模糊和遗忘了。造成后一辈的麻木和无知，缺乏历史认知和责任感，中国的教育界难逃其咎，编撰历史的专家们难逃其咎。为何这一段黑暗的历史被如此轻描淡写敷衍带过？当我们怒斥和抗议日本篡改历史、否认其侵华所犯下的累累罪恶，我们显得如此义愤填膺、磨拳霍霍；然而我们掩饰、粉饰一段罪恶历史时，却如此羞羞答答、如此“犹抱琵琶半遮面”！当我们大歌特颂党的丰功伟绩时，对其所犯下的令人震惊和深以为耻的历史性大错误我们是否也应该正视而不是逃避。讴歌和自省的比例何其不成比例啊！摩罗在文集《自由的歌谣》里的一篇文章《回忆一下，阿里巴巴》中沉重又沉痛地写道：“三十年无省、三十年无祭。”三十年过去了，“无省无祭”的中国人继续“无省无祭”着，继续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着。再过三十年，不知那时的中国人是否还记得这样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对于文革，对于那些不见容于强暴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遭遇的命运是空前的。王火先生在《在“忠字旗”下跳舞》（第200页）中写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文革’的摧残知识分子确实算不了什么！秦始皇只不过坑了那么一点儒，焚了那么一点书。而‘文革’几乎想要整遍中国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连续性，那魅力确实大得多，危害也大得多！”“文革”断送了一代知识分子，摈弃了所有不论东方或西方的文明。我尝认为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不幸的。文革时代，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要悲惨得多，在一个集体大疯狂的国度里，人性、理性、尊严、信仰、民主、自由……都分崩离析、荡然无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没有人能超然，没有一块可以远离喧嚣的净土。知识分子除了求饶、屈膝奴颜、自弃自辱、折节求全，简直想明哲守身而不可得，避世逃世而不可得。这就是专制的力量！
之十九
1930年罗隆基被国民党拘捕，国民党诬陷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称之为“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
1957年，即二十七年后，罗隆基被共产党判罪为“言论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
真是千古奇趣。二十七年前，他被国民党看成“共产的嫌疑”，二十七年后，投奔共产党的他却被共产党抛弃和迫害。二十七年前，三十二岁的他一释放就写下了《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表达了他对国民党的愤懑与不合作不妥协。二十七年后五十九岁的他暴风骤雨般的政治高压下，彻底地“交代”了，在《我的初步交代》里，他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罪的人”，“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几万个同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国人民”，宣誓“决定改过自新，还是坚持错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对于一个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早期就形成自由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他的这种转变是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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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誊录一年前的笔记时，我在网上看到傅国涌先生的文章《华君武的道歉》。这篇妙文记录有这样一段史实，可以看到罗隆基的悲剧命运的渊源：“其实罗隆基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早在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之二十
谢泳先生在《罗隆基评传》里写道：“在他和这个时代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他和这个时代最终发生了冲突，如果说他是对的，那么就是时代出了问题；如果说时代是对的，那么就是他出了问题，不可能都是对的，也不可能都是错的。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时代和个人的评价不可统一的时候，他们常常选择认同主流的态度，因为不能否认一个时代，同时也就不可能给予和这个时代发生冲突的个人以公正的历史评价。”在“反右”政治运动中，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悲惨命运，留给后来者思索的，不仅仅是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一段令后人心悸和难堪的回忆、一段痛彻心扉痛史，更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政党的耻辱。二十年后，人们为那肮脏耻辱的历史做了一次不彻底的洗刷，五十五万人中保留了六个“顽固分子”，他们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林希翎。又过二十年，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终于在冲决迂腐、斫丧性灵的“现代教育”之思想束缚后，在他经历了十二年应试教育而成为一个思想异数之后，他知道了一个叫做罗隆基的政治家，一个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呼风唤雨，一个主张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不屈斗士。在共产党专政时代，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见谢泳著《罗隆基评传》），一个只需要“一种声音的时代”，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沉默了，他成了“右派”，成了“章罗同盟”，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在北京寓所病逝，时年六十七岁。罗隆基死于文革前，我想，即使罗隆基躲过1965年，也未必能熬过六五年后的如晦风雨。
冤虽没有雪；像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慈父对犯错误的孩子一样，党终于宽容了这个“问题孩子”。“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就是对不予改正的人，凡在世的”，都“给予适当的照顾”、“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对其“亲属子女，不得歧视”。无辜的受难者呵，你还不满足吗？你还奢求什么呢？党从来不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训导、引导青年吗？！
直到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盟在北京召开了纪念罗隆基诞生八十八周年的纪念会，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发表讲话，称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二十年以后，在罗隆基死不瞑目二十年以后，官方才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公道何其姗姗来啊！
之二十一
共产党借“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让“右派”们“大鸣大放”，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到时再大刀阔斧将“右派分子”一网打尽。李维汉说党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姑嫂吵架”，毛泽东反驳“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自承，反右不是阴谋，是“阳谋”，这是很露骨的。
史良曾拿着储安平“党天下”的文稿向章伯钧兴师问罪，章这样说道：“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章的评价真是知人之论！
储安平的好朋友袁翰青问其如何就“党天下”的问题作检讨，储答道：“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 储安平的这些话，仅仅是一时的负气话吗？这种阳谋下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值得共产党人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