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八
《文化大革命》（第286页）有这样的记载：在公共场合由于情绪亢奋喊错了口号，被打入“另册”；书写大字报、大标语时顺手将“万寿无疆”误为“无寿无疆”便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甚至当啷入狱；清理废纸时，无意间将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扔进垃圾堆或失手将毛泽东石膏像摔落在地，就是反对毛泽东的铁证。北京第二医学院一位老师，裁报时没留意，将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裁掉一块，结果经受了无法数记的轮番批斗。南京一老工人在高空作业恰巧在东风的下风向，被烟囱里飘出的黑烟迷得很难受，自言自语说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结果被视为“攻击”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竟被判刑七年。
奇怪的是这段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距离今天，仅仅不过三十余年。这些令人心酸心碎的历史，在“淡化历史”的今天，对于“表哥表妹”和“太保太妹”式的青年人而言，恐怕只当现代版的“天方夜谭”而嗤之以鼻了。在黑暗的历史里，这一类的文字狱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的悲剧总在重演。罗素说，我认为俄国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官僚贵族在社会中出现并将权力集中到他们手中，这样就会建立起一个与资本主义政权一样残暴的政权。事实上，俄国后来发生的“大清洗”，其残暴程度较之“资本主义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权利的引诱下，一头绵羊也会变成一头狮子；而在权利的压迫下，一群狮子也会变成一群绵羊，变成“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
之九
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制造了“冀东冤案”，受诬陷迫害的84000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
196七年，康生在新疆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案”，使92人遭迫害，26人被迫害致死。1942年9月，盘踞新疆的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将八路军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逮捕入狱，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6月全体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而坐享革命成果的康生却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歪曲历史。
1968年，“毁”人不倦的康生又制造了一起“赵健民特务案”，他在京西宾馆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在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所有的铁证都敌不过“革命经验”的“敏感”，手握屠刀的“革命者”一“敏感”起来，对手都是命如草芥了。这场冤案中云南大批干部受牵连，14000余人被迫害致死。康生老爷一“敏感”起来，其代价就是14000条性命；万一他老爷不慎得了“流感”，恐怕就不止14000这种小数目能望其项背了。
当我翻开历史，淋漓的鲜血扑面而来，使我几近窒息。那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经，实在比军阀更军阀，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
之十
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1968年春末夏初自尽身亡的。
1968年严凤英头上戴有13顶大帽子，受尽百般凌辱，痛不欲生。4月8日她吞食大量安眠药后被其丈夫王冠亚发觉。本应送进医院进行抢救的严凤英却被立即拉出去召开现场批斗会，直到她因中毒站立不稳了才允许送往医院。第一家医院拒之门外，第二家医院勉强收下；但是否进行抢救却要等待其单位的“头头”讨论决定。在这些毫无意义的讨论有结果之前，严凤英脆弱的生命溘然逝去了。更令人悲愤得发指的是，严凤英死后也不被放过，被人以“查查体内是否有发报机”为名，当场削开衣服，作解剖处理。严凤英死时年仅38岁。
“乒坛三杰”被诬陷以“潜伏特务组织”为名而逼上绝路。容国团死前留下遗书说：“我不是特务。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这里容国团全弄错了，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除了他自己。选择死的方法，固然是种解脱，却摆脱不了懦弱的嫌疑。而真正对不起他的是这个民族，是那些千千万万瞎了眼的民众。他们的死却被人沾沾自喜地作为领赏的“功绩”。
在大时代里，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忽略，受难者痛苦的呻吟淹没于愚昧无知的狂欢中，成了悲剧时代的祭品。
耶酥受难时说：主啊，宽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
宽恕在主，忏悔在我，残忍的中国人啊，你忏悔了吗？
之十一
1970年5月14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同游览长城、十三陵，互相题词赠诗、摄影，互相排马屁。叶群在一首词里有一句是“将相奋起卫红旗”，并自拍马屁道：这是警句。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将”和“相”要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这些乌合之众把整个中国看成他家的庙堂，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中国就是毁在这群无耻的“相”和“将”之手！
之十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乏清醒者，不乏不愿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挺身而出、“虽千万人，吾独往”的勇士。24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一篇《出身论》挑战“血统论”而震惊华夏，最终被冠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于1970年3月5日被处决。深受《出身论》影响并珍藏和宣传《出身论》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学生郑晓丹因公开提出18个问题质问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及林彪而身陷囹圄，于1968年6月6日惨死狱中。张志新对充满现代迷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认真思索并发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而被捕入狱，她在狱中先后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质问、控诉、声讨》等文章和歌曲《谁之罪》、《迎新》等。在1975年——文革结束的前一年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为阻止张志新在生命最后时刻喊出真理的呼声，行刑前惨无人道地割断了她的气管，并于4月4日上午10时12分在刑场就义。
在指鹿为马的黑色时代，只允许睡着的人或佯睡的人，绝不容忍清醒者。清醒者注定扮演悲剧角色。古希腊谚语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清醒者思索时，“上帝”——权势者也会笑，狞笑着伸过来罪恶之刀。
之十三
李慎之在《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到底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加了什么东西呢？恐怕还是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名词。”口口声声说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正是在这个“正确”的名义下，更加深了“内部矛盾”，更激发了“社会矛盾”。
李慎之说：“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毋宁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李慎之真是书生，其实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不过是“阶级斗争”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内部矛盾”有了，“阶级斗争”的手段也就不约而至了。在红色恐怖里，“人民公敌”们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毛泽东语）的大好形势下，任何人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连逃世、避世、出世的机会都没有。在古代，在专制统治下，清高之士尚有不管天下事、玩山游水的自由；而在近代，在有史以来最先进最文明的政治体制下，人们连这最后的自由也失去了，只有在无休止的批判、批斗、劳动和思想改造（洗脑）的残害下走向堕落，走向自暴自弃、自辱自灭的深渊，甚至消失于苦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