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山是苗岭主峰南脉的又一座高峰。它仿佛对自已的流向不满意，尽管背负着巨大的涌动力，仍执意盘结倔起，回首北望。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登上这高高的山脊寻找贝壳化石，感到无限的神奇，无限的迷茫。三十年后我重登上这里，百感丛生，把酒心祭……我想，热爱一座山，这座山并不一定是名山，只要它令你感动。
一
前人修志特别讲究审美情趣，不论是语言还是结构、意旨，都十分讲究美感。这部成书于民国二十年的《八寨县志稿》，在十分简洁的叙述里，不时有文采飞扬于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拿它当美文来阅读。相形之下，现代人修志过于强调客观，零度叙述，缺乏文采，体现不出现时段人们所达到的文字审美水平。只求实而不求美，就很难达到人类用文化终结历史这一目的。现在和以后的人，会越来越注重事物的人文因素。
民国年间黔东南地区各县编篡的志书，都有“八景”。这足以说明前人的审美追求。《八寨县志稿》也不例外——“八寨八景”。八寨八景中，龙泉山就占了三景：“蟠龙戏珠”、“登高得禄”、“玉液清心”。
现在的龙泉山因为披挂了万亩红艳艳的杜鹃花而扬名于外。但这山却是因水而得名。对此，《八寨县志稿》和《丹寨县志》都有记载，但我还是觉得前者神韵，它是这样形容的：“挺然桀出，威严镇重，形如蟠龙，重崖峭壁，高百余丈，中一小道，不通舆马，登高者攀藤附葛。曲屈盘旋而上。造其极则都匀县之龙山，炉山县之香炉山，暨环境群山，历历在目。山有刹，晨声晚钟，清越可听。刹之左，清泉涌出，味甘凉，山故以龙泉名。”
如果单是山腰两侧距离县城那么远的水，并不能得宠于城镇里的市民，于是这龙泉便从地下潜入县城，在城内溢出几处井水来，著名的有两处，居城中者叫小井，大约在筑建丹寨县城之初就被精心地镶砌好了，用上好的麻条石砌成井台，井口高出台约四十公分，圆口，直径约二米左右。水位距井口常有五米左右的深度。挑水的人都附带有一第长绳，折了腰一桶桶从深井里将水提出来。原来井旁就是政府的大食堂，后来改作东方红饭店，再后来一规划，就找不到踪影了！城里没有自来水时这里最热闹，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是人来人往，挑水的，洗衣洗菜的。人们都习惯了在这里提水将衣服或菜洗净，再抬一挑水，提一篮衣或菜晃悠悠地回家。一方两便！我和小井有很深的缘份，我在县城里读书，都喝小井的水，自己也去挑水、洗衣洗菜。
从城西南溢出来的水，声势浩大，可流成溪河，四季不涸，称为龙井，也就是八寨八景中的“玉液清心”。丹寨县城附近没有河水通过，全靠这口大井将一城人滋养，还要将下方的上千亩田灌溉。龙井既有实用性，又具有观赏性。我到龙井去，完全是去观赏那水的气势。井台是用大块麻条石砌筑成的。大大方方的约有80平方米左右，水深可没人。水底是迷幻如小坵林的水藻类植物，冬天雾气腾腾，水是暖的，夏天却又十分凉爽。井四周是水渠，水从井口溢出，排到四周的水渠，再穿过公路下的拱桥，流进下方的两口大池里去供人们洗菜洗衣。井四周放有十数个一人抱不拢的大木桶，作发豆芽之用。“龙井豆芽”和“龙井豆腐”早在民国初年即已声噪黔南，与独山盐酸菜齐名。丹寨在1957年以前一直隶属黔南，那时候读初中以上都往都匀走，“龙井豆芽”和龙井豆腐“也就随着人的流向扬名。
大约是1990年，我还在丹寨县文化馆工作时，接待了几个鬓发皆白的北京专家教授，是都匀籍和凯里籍人，却是彼生第一次到丹寨县。他们点名吃“龙井豆芽” 和“龙井豆腐”。还特别嘱我，一定要和猪粉肠、猪肝子一锅煮。他们说这是在民国时期在都匀读书时就闻名的丹寨名吃，馋了整整一辈子。我煮的时候，那几位老人就吞着口水在锅边守候。那情景，至今让我感叹不已。
二
龙泉山以水得名，但是出名的却还是山，有一侧关于山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很早很早以前，县城里有一家大户人家，请了一位地理先生找穴地。地理先生一直从湖南追赶山势到龙泉山，才找到结穴处。这家主人在结穴处悄悄地埋了一枚铜钱。过了又一年，又有另一家大户人家请另一个地理先生找穴地，地理先生从广西往上找，一直找到龙泉山才追寻到结穴处。这家主人也在结穴处钉了一根竹纤。又再过一年，这两家大户人家都同时死了人，同时抬到龙泉山上来争一处穴地，谁也不让谁，谁又都有钱有势。结果就上了公堂。县太爷让双方出示物证。东家说我家埋了一枚铜钱，西家说我家钉了一根竹纤。到现场去一挖，竹纤正钉在铜钱眼上。县太爷也惊了。这么好的风水！地穴又正对着县衙的大门。这不占了公家的风水？于是惊堂木一拍，你们谁也别想要，在此修建庙宇镇着，供百姓烧香祈福。现在的龙泉山寺庙，就是那块穴地。
风水家借用古代道德纲常来对风水形势要素作概括性总结：气脉、明堂、水口为三纲；龙、穴、砂、水、向为五常。在堪舆家眼里，龙泉山不失为一块风水宝地，苗岭山脉在此盘结，形如蟠龙，南北向横卧，龙脉势大，气象尊严，放眼西南，有千军拥护，旌旗团簇，生气旺盛，力量绵远，正切合了风水气脉的“富贵”之“纲”；龙泉山以整个县城大坝作明堂，生气聚会，方正端平，如王者听政之堂，前有县城的鼓楼顶作朝案，后有枕靠屏风，左青龙右白虎，周遭众小山缠绕，是藏风聚气的佳地，是“砂水”“美”之“纲”；龙泉山的水口最得风水家们的青睐；水为财源，亦为生气之外气。如果水直去无收，则财气尽泄，称作“死绝”之地，而龙泉山的水重重关锁，大部分潜藏在地下，亦现亦隐，财气尽聚于垣中，称作“生旺”之地。当初为什么要以水来命名山，大概是水在龙泉山的风水中占了重要的位置。清代的范宜宾说：“无水则风到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
风水术起源于中华民族先民对于居处环境的勘察和选择。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诗经》就有先民相地的记载。《大雅·公刘》篇记述公刘率领周朝先民迁居时，公刘不仅察山水，还测日影、相其阴阳，观其日出日落，以之确定居处之正位。随着经验的积累，古人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认识到水火山泽，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自然方位，四时变化等对人的生活生存的影响。汉末，形成了风水术或相地术的原形。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古人们越来越醉心于探究人与自然间的各种神秘联系了。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么一座气势磅礴的大山龙脉，只安葬一座坟墓，只降福于一门，那是怎样也说不过去的。建一座公众人人都可以参拜，人人都可以祈福的佛寺，在那个封建的时代里应该是一件最得民意的大好事。据《丹寨县志》记载，龙泉山寺庙建于光绪初年，为木建筑，有大殿、厢房、厨房，叫祖师庙。庙前有山王菩萨一小座，有庙田20来亩。据史载，新中国建国后，守庙的僧人还了俗，庙因此被荒废，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全被毁坏了。从现在复修的情况来看，座上的尊者没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佛像，都是些文臣武将，也不是执琵琶、宝剑、龙蛇、雨伞四件法宝的四大天王或韦驮。说是佛寺都没有真佛、从称谓的“祖师庙”上判断，倒很像道教，但又没有道家的三清。不知是不是原来的样子。
说奇怪也不奇怪，佛教本是舶来品，本由印度传入，到了中国后，成了别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显然在它流变历程中，大量地吸纳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子。而中国的儒、道之类，都对佛教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完全中国化之后，又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度流入苗疆。佛教在贵州的主要流派是禅宗，大约从明末清初开始，禅宗在佛教诸宗派中，其南禅一支最世俗化，他们主张同下层民众打成一片。南禅中的《百丈清规》规定，“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因此，在几次较大的灭佛活动中禅宗不仅未被灭掉，而且可以不依靠皇权而独立存在于山村之中，发展壮大，龙泉山寺庙自有庙田20来亩就是一个例子。
我曾经在龙泉山下的合心桥一带接触过道教的继承者，从其修持中有“五雷正法”等各种用于“收妖打怪”的法事来看，他们属发源于四川鹤鸣山的道教正一派，又称“五斗米”道派。北方的道教全真派是不太重视民间的收妖打怪的。正一派则不同，该派主要的活动是为民间治病捉鬼消灾，他们讲究不露真形，不留名讳，修积外功，累积善行。民间似乎更喜欢这类无名神迹。道教结合神话风水和阴阳五行理论，用之于日常见闻，又在人文地理、山川物产，文化上“点化”功夫的文化风格，似乎深受苗巫文化的影响。从龙泉山寺有关争龙脉的故事判其属性，更多的是属于道教文化的产物。
中原传统的文化是一种尚“虚”的文化，比如说佛教吧，那是以四大皆空、遁入空门，静虑涅槃为教义。全真派道教讲究在心性上求清静功夫的修炼，全然一派不食人间烟火的“真神仙象”。那些飘杳难寻的足迹可望而不可及。
苗族的巫文化是一种尚“实”的文化，苗族的巫师不是退隐山林的僧侣，同时也不是“诲人不倦”的导师，更不是什么教主。他们和一般的人家一样耕田种地，当生活需要的时候，他们才登上巫坛。巫术所经营的也是替人驱鬼除邪，禳灾祈福、打卦问卜等等百姓实用之术。
中原宗教文化来到这巫风盛行的地域，再次被改造、异化，以适应生存，于是乎，和尚也经营田地，道士也给人消灾驱鬼。替人看风水宝地。
三
站在龙泉山顶上我想起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手持两把血淋淋的屠刀站在18世纪的彼岸。一个是被喻为“百年名臣之一”的鄂尔泰，另一个是清政府开僻“新疆六厅”的急先锋张广泗。鄂尔泰做官四十五年，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朝代，官最大做到总理军机处大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长之类。鄂尔泰认为，天下有两大要务：“以民务为急，而利民者莫要于水利，害民者莫甚于凶苗”在鄂氏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清庭从雍正六年开始就对苗疆腹地进行征伐，祭刀处就这龙泉山。
清雍正六年春，鄂尔泰在云南召张广泗前去，授以怎样在贵州贯彻朝廷“改土归流”的方略，鄂尔泰说：“八寨为都匀要隘，丹江、清江、古州之咽喉，梗化之渠魁。欲清苗疆，宜从八寨始。”
清雍正的六年六月也即是农历的六月。这正是季夏时节，龙泉山下的稻秧正深情地打苞，从贵州灾情年表上也可查出这一年风调雨顺，一个丰收的美景正含苞欲放。现在我甚至能看见三百年前的这个季节，龙泉山南脉的山苗寨里，有几个老者正含着长竹烟杆坐在大枫香树下凉爽的小井边乘凉。他们正满怀深情地打量着井下坎在烈日下悠动的稻子，他们的期待也正像秧苞一样的饱满欲绽。这个季节的夜里是姑娘们做“苗家稻”的时节。这是一种将稻子的魂魄留住的游戏。那情深意切的唱腔和铃铛的清脆声仍在历史的夜空里莹徊。
雍正六年六月，清军分兵三路向丹寨县进攻，北路从都匀的坝固进攻，南路从三都的普屯进攻，中路由鸡贾河向龙泉山主峰进攻，中路是古时的古州，八寨通往都匀的交通要道，因此战争进行得异常惨烈。
在翁垴寨东头有一道山冲，冲对面往县城的方向，原来迎面有一壁悬崖，高约60米，石崖下只有一条通道，石崖被称为鹰嘴岩。有一夫当天万夫莫开之险。半腰有个斜洞，可容下数千人。张广泗遣将哈元生带兵从这里进剿，遭到苗族义军的顽强阻击。据说屡功不克，长达数月之久。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贵阳提督杨天纵奏：“臣星夜制造靖蛮大炮三位，能攻数里，又造过山鸟一十八杆，俱能攻远，具甚便捷。”从六月开战到十二月，整整六个月之久，可见义军之顽强;战斗之惨烈。最后，清军从都匀拉来“靖蛮大炮”，架在对门山，将那壁鹰嘴岩轰炸垮塌，垮塌下来的岩石将洞封死，困死在洞内的苗民超过半数，这道要隘才被攻克。
苗族义军选择在这个天然的关口上长期抗击清军，必然有足够的储备，据说洞里备有生活的一应加工设备，连舂米的碓都备有，自然，除了青壮年战士之外，少不了负责后勤的妇女和老人、儿童。洞口被封死，里面的男女老幼们自然全.被困死。据说里面三月后仍有舂碓声传来。我不知道，洞内的最后一颗生命在那暗无天日里坚守到多久，而洞内上百成千的冤魂至今未散。
这一关对苗民是致命的，对清廷也是惨痛的，事后都匀知府孙绍武愤愤然在悬崖石壁上提上了“天开草味”四字，每字有一米见方，至今仍清晰可辨。清军不知道在这里丢下多少尸体。现在得禄村口处的丘陵地里，有三座“将军坟”，各刻有“皇恩御赏”、“皇清待赠”、“武略将军”等字样，大概是这次战斗中死去的最高级别武官，立碑时间为清嘉庆年间，这说明整个雍乾的数十年间战乱不断，清军和苗民义军反复争夺这块军事要塞。使这些清军的后代无法安定下来为祖上立碑。
那些开辟苗疆的清兵们不再是我们习惯思维中三海关杀入北京城的满清八旗子弟，此时的八旗子弟已成为一种皇亲贵胄的形象。没有了实际的战斗力。他们都是来自湖广一带的绿林军。我们只能在鄂尔泰、哈元生这样的高级将领名姓上体验满清族的巨大阴影，而在这里抵抗的苗民是一支被称为“红苗”的宗支。他们遗下的人员逃到了现在属于黔南的一个边远地方。我曾听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这一带的人到那里去打工做副业，那里的人一听说是来自于这个地名，就恨之入骨，饭也不给吃，房也不给住。现在，这里仍遗有诸如“山苗寨”、“瓮幼”等等属于他们的寨名和寨头上那些巨大的护寨枫香树。
四
从龙泉山向南伸出的另一道山脉，在距之四公里处又结构了另一个悲壮的故事。不过时间又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年。那块地方叫“牛王”，故事就发生在苗疆最大一次苗族农民起义的清咸同年间，是这支悲壮的交响曲里的一个音符。这个叫“牛王”的地方与我的生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我的上祖开辟了那块地方，我的一个上祖在那里创造了一个神牛降世的神话，借用这张“牛王”的大旗拉起了一支起义队伍，加入了张秀眉及丹寨杨武苗族大地主马登科的反清行列。现在牛王寨还遗有土堆的点将台和打造兵器的山洞。还有十几座祖坟。我的这位上祖名叫“告农”。他是在攻打独山的战斗中被清军的“鹰钩”勾住了脚而被俘，人们都以为他必死无疑，田土都被别人来占有了，后来又充了公，充公的那坝上好水田至今仍叫“公田”。他却侥幸地逃了出来。家是不能归了，逃到如今丹寨县兴仁镇的卓佐村去居住。
在卓佐村居住的时间并不长，留下了两座坟，再潜回到与牛王平行的现三都县普安镇新寨，在这里爬上山顶就可以窥视牛王。在新寨又留下一座坟莹，就返回到我们现在的居住地，就在牛王寨的坡脚。这是一个长周期的复仇计划。如果不是解放，土地公有，安居乐业，恐怕我的家族大有杀回牛王寨之势。因为一些土地已经购置牛王寨的土地范围内。在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向我灌输：牛王寨是我们家的。还带我到牛王寨里指点那些大田、点将台告诉我，上祖们在某某处如何用马草箩挑水，如何施法让偷柴的人转不出山，让太阳浮在空中直到半夜……
距我出生正好一百年的咸同年间苗族农民大起义，历时十八年。马登科所领导的义军在龙泉山腰的大登高处大败清军游击杨廷柱部。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日攻破八寨厅城至一八七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八寨厅城被清军攻破，农民军依据龙泉山的天然屏障，据守八寨有16年之久。要提这一段苗族人民辉煌的历史，就无法回避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一马登科。现在的史书都将马登科当作反面人物，或者干脆避开不提，《丹寨县志》“人物传”里就设有马登科。
在咸同年间苗族农民大起义的战争中，后期的所谓“投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正的变节投降，最典型的如黔南的义军首领闻国兴，投降清廷后，充当清廷的急先锋，调转刀口镇压义军，屠杀人民，血债累累。而马登科则不同。他的“投降”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情之举。但由于他的“投降”而保住了一方生命免遭清廷的血洗。实事上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张秀眉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战斗到底;另一种则是议和。张秀眉和杨大六是主战派。但是最后张秀眉和杨大六的被俘，据说是上了清军假议和的当，从雷公山上走下来，走到清军大营里束手被擒,据说杨大六先发现情况不妙.就用苗话问张秀眉：“大哥,你的公鸡呢？”“公鸡”即有当时的短火药手枪，张秀眉竞然不带…
著名苗族作家伍略先生的家就在凯里市的舟溪乡,舟溪曼洞一带当时也是反清的一个大本营,而伍略先生的两个曾祖父就是这个大本营的首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限深重的。最后，家家粮仓都空了，饿殍遍野，伍略先生的两位曾祖父也加入了议和的行列，放下刀枪后他们躲起来，最终还是被苗奸出卖，被清军残杀了。由于舟溪曼洞和丹寨地理衔接，战争中两地相互增援。伍略老师告许我：据老人们传说，马登科送银子到舟溪来奖励攻打清兵，那真是激动人心！银子就放在他家的粮仓里,把粮仓底板都压弯了。伍略老师还告䜣我一则有关马登科与龙泉山的故事：传说判徒闻国兴在龙泉山追杀马登科，眼看就要追上了，马登科从马肚子下解开一袋银子，撒在地上，清兵蜂涌扑上去抢银子，马登科又跑出一大截。如以反复三次撒银子，马登科才翻过大登高，逃脱闻国兴的追杀。丹寨，凯里、雷山、三都等县的民间至今流传有许多反清的歌谣中提到马登科，都将之当作民族英雄来传颂。马登科的故事总是与银子有联系，这一点也不奇怪，马家被史家定为中国苗族最大地主，他的田地年产高达到140万斤稻谷。但马家却没有恶霸乡里，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马家也没有哪位继承者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相反，与马家相距两里地的另一户李姓大地主，田地也并没有马家多，由于恶霸乡里，与人民政府为敌，人民增恨，父子都被政府镇压了。马登科这个历史人物和马家的历史，值得我们用历史的、民族的眼光好好地研究。马登科的所谓“投降”也许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环境里，充满了合理性。
我一直在思考我家族的行为，不难看出，我家族回归本土的意识非常强烈，但方式却值得考究：我那位上祖曾经是一位以武力的方式来实施自己的意志的草莽英雄，但是自他之后，再没出现以武力著称者，到了他的第四代，我的曾祖父变成了一个文化人，他是我们那一方里唯一的私塾先生，于是我们家的家谱在这一代出现了汉姓汉名——韦德荣。他是怎样读书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更不知道这个大转折的背后出现了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结果。
读书只是换了一个方式，但家族的回归行动并没有放弃。曾祖父教书得到的几块银元和几石米，就用来购置通往牛王的土地。随后，我的祖父也成了读书人，他熟读四经五书、三国、西遊、封神，用其中的哲学经典来处事和教育后人，他还精通堪舆风水术，以此来入世。他的声望似乎比曾祖父更高。于社会更加如鱼得水。但他的文化知识没能与实业接轨，他只从事体力劳动，所得入不敷出，自然不能再往牛王那里发展。我父亲是家庭里第一位因读了几年私塾被作为有文化的青年吸收参加工作的幸运者，中国历来是讲究学而优则仕的。我父亲可谓因文入仕的了。而到了我现在的专业写作者，显然已经将学识与仕途分开了。我的祖父祖母历来是反对我们习武的，祖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戒词就是：“学打得（挨）打”。这句话里似乎潜藏着一个很深的历史教训或者觉悟。
从家族的行为轨迹上看，人以武力实现自己的意志到以文化的行为实现意志。不仅仅是行为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行为上质的提升。社会与民族素质的提升。精神的提升。作为生存，存活、营养、衰亡，我们与所有的动物都没有区别，但是作为生存的方式，我们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了，成了独立于世的人类，也正是这生存的方式，我们不断地告别过去，一次次地提升自己。从原始人到文明人。人类文明的目的，是努力将人的生存提升为生命。
关于“文明”的定义，东西方有明显的差别，东方的孔颖达注疏《尚书·舜典》时是这样来解释文明的：“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一种普照天下的光芒。这个定义很绝妙，又不免太玄太务虚了。在西方的世界里，英文、德文的“文明”都来自于拉丁文的“城市”一词。的确，城市兴起之日便是文明崛起之时。西方人总比东方人务实。大不列巅民族对文明的务实都体现在社会行为上，他们十分崇尚精神贵族，讲究绅士风度，即使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也要折腰于破落潦倒的穷爵士，再有钱也难进入上流社会，以他们的经验，一夜之间可以产生一个百万富翁，但产生一个精神贵族，至少要在三代以上。可见精神文化的产生与积累要比物质艰难得多。
五
龙泉山的最早居民是苗族，苗族将这座山命名为“排鹅”，《丹寨县志》里说，不知道这个“鹅”音为何物，因而不明其意。以我之见，这个“鹅”的读音应该是苗语里的“云”或“雾”之意，只要去请教几个老歌师就明白了。我也会唱一首有关这“排鹅”的苗歌，其中有几句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登上这排鹅的顶端，
耶冬山变得朦朦胧胧，
九桑那地方飘来荡去，
我害怕水要把鱼抛弃，
我担心朋友、情人将我隔离……
我们不能断定，苗族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但至少到目前，还未找到比苗族来到这里更早的族群的依据。在现在居住者的苗族古歌口碑上，我们得知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嘎斗”、“卡尤”的族群，他们是苗族古支系的称谓。在我们居住的周围，还遗留有许多“嘎斗”、“卡尤”的地名，丹寨县西部叫“方尤”，即尤人居住的地方。现在扬武乡、龙泉镇、兴仁镇的个别村寨，还有他们的后裔。在老人们的口述中，仿佛他们才刚刚离去，到处余下他们的体温，有关他们的歌谣。记得夜深人静，歌场冷清的时候，就应该唱这么一首歌：
嘎斗在遥远的南方，
嘎斗是“卡尤”的子孙，
嘎斗最善于饲养黄牛，
养高大的骡马来壮美寨容。
得到骡马修长的骨节，
做成和汉人一般的秤杆，
将银两秤得满箱满柜，
把美貌的姑娘都嫁光，
留下这无鱼的田水冷清清，
遗下这没有姑娘的歌坝空荡荡。
……他们究竟是怎样离去的，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现在居住者的主体，我们这支叫“嘎闹”苗族支系。大约在公元960－1279年之间的宋代，从榕江方向经雷山、三都等地迁来。屈指一算，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人类的活动就好比织一匹彩布，时间作经线，历史作纬线，文化作染色。这一匹彩布织了几千年，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才定格。
在中国各民族中，苗族是内含“亚族群”最多的一个民族。同一族群中的“亚族群”，必定存在有文化的差异。最能体现这种文化差异的就是服饰的款式和颜色。服饰是苗族文化的表象特征，也是区别于其它“亚族群”的主要标志。在丹寨至少有九种以上不同的苗族服饰、语言的亚族群。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是他们的文化染就了这块土地的多彩色素，昂贵了这块土地的价值。这种价值，有谁来认识，谁来评估？
现在我站在这龙泉山上，有侊忽隔世之感。我回望历史的那一端，云遮雾锁，看不见曾经富丽堂煌的建筑，看不到英雄豪壮的身躯，他们被时间吞没了，被人类自己吞噬了。我却看到一卷辉煌的史册和一个人，这个人捧着这卷辉煌的史册站在18世纪的彼岸。他是清朝新开僻的“八寨厅”的同知，名叫陈浩。陈浩用当时当地珍贵的材料，建造了一座震惊世界，流传千古的文化宫殿——百苗图。
最早对苗族先民服饰的描述的汉典籍是《淮南子》里的“三苗鬗首”。此后历代都有对苗族服饰的记载。这些记载都不是专门的，明朝的《贵州图经新志》是对苗族支系服饰记载比较详细的早期典籍。而在古往今来的众多文献中，对苗族的服饰记载最丰富、最详细也最有研究价值的就是陈浩的这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清雍正年间，清王朝把政治机构完全推进到明代还称为“生界”、“化外之民”的苗族聚居腹心地区，先后在湘西设了“苗疆四厅”，在黔东南设了“新疆六厅”。为了对苗族实施统治和镇压，清代统治者派往苗区的官员比以前更加重视对苗族风情的研究。清廷也急需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状况。乾隆皇帝曾下过一道非常具体的诏书：“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咨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壮以及外番众，仿服饰绘送军机外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边，侯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之便，传渝知之。”陈浩的工作做在此之前，并且将这些绘图汇集成册。现在史学家已有定论，“百苗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贵州民族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百苗图校释》总序里这样给予定论：“‘百苗图’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其珍贵之处有三，一、它是可以明断代而又自成系统的贵州民族志典籍。二、它是图文并茂的历史民族志，信息荷载极其丰富。三、它是出自作者陈浩的亲身调查，所载资料准确可靠。”然而，百苗图的意义远非这些，百苗图早被西方人所重视，被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收藏，被众多的西方专家学者所研究，对于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上，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这样震憾世界的文化遗产，出自于这龙泉山下，出自这山的怀抱中，脉系中的每一个不起眼的村寨。一幅幅图文由这座山体的大登高、得禄汛传送出去。因为它是含金量十足的民族文化瑰宝，所以它无比坚锐地穿透了历史。
说来道去，这座山已不再是一座自然山体，他是世世代代的苗族人民用血与肉，心与灵滋养出来的文化高山。苗族文化是他的主体色素，因而他放射出来最强烈，最远达的正是民族文化的光芒。任何外来文化或者附庸文化都被他的主体所异化，都相形见拙。或许我们贴得太近了，一叶都可以遮目，看不清山的真实面目，我们得像风水先生那样，从遥远的地方，拿着文化的“罗盘”追寻文化的脉络，才能寻找到文化的结穴。
在人类前进的滚滚红尘中，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下翻飞，甚嚣尘上，淹没了本质的文化，其实他们都在锻造文化。待到一切尘埃落定，文化才浮出水面，树起高山。就像这座山，原本是海底，它现在已拨离海面1470多米了。人类前进的里程碑是用文明来作标尺，用文化来总结的！
珍惜我们的文化，特别是我们独特的民族文化！它们才是不朽的高山。
此时，我想起了一个伟人的诗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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