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苗族有一支叫西氏族的支系，他们在哪里？
中巴突然转向，西江千户苗寨的门闾在瞬间迎面向我们敞开。一排婉丽的苗女擎杯在胸—她们是西氏族的子孙！
高大的门闾虽是用现代化建材钢筋水泥建造，却不失其古朴格调。门楣上有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王朝文题的字：“西江千户苗寨”，字体颇具骨力。王不是书家，却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省长。所以西江人选择他来题字。
苗女们手中的酒尽管醇香，却比不得酿了上千年的酒歌，先自浓恋地将人唱醉了，再饮了苗女们手中醇厚绵长的米酒，人便飘飘然了。飘飘然地遁入这一扇藏着无数历史秘籍的闸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它就受到有关部门与有识人士的重视和保护，它独特而丰厚的人文资源首先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满口洋话的老外。他们执着地扎进来，经年经月地寻找，寻找打开这历史秘籍的钥匙。现在，更多的是好奇的旅游者，他们从海上、陆上、空中，不远千里万里赶来，流连在吊脚楼下，芦笙场上；惊讶于雄素的山寨古朴的民风，优美的舞蹈、奇特的器乐，华丽的银饰绣装。
一进寨门，迎面的西江大寨一目了然，数百幢吊脚木楼沿着苗岭主峰雷公山脚约70度的陡坡往上叠，从山脚叠到半山腰，形成一个庞大而壮观、壁立着的整体寨子。它是一幅真切地壁立着的古画，以数百年不变的沉默和矜持迎接古往今来的客人。如果有一支大美之笔来描写尽西江人这奇迹般的创造，一定入载吉尼斯大全。
寨门闾与西江大寨隔着白水河对峙，公路自右倾斜下去一道弧，过了桥，我们便走进画面里，体验着每一笔细节：西江的房屋建筑属黔东南的歇山式穿斗挑梁木架杆栏楼房，完全木质结构。这种建筑在黔东南的苗寨里触目皆是，也不为奇了。而最使人震憾的却是支持这木房的地基。西江的文字资料里说西江寨的坡度在30—70度之间。但30度的房屋仅在最低层有限的公路边上，绝大部分楼房建在70度左右的陡坡上。每一幢木楼的房基，都须用石块砌出比房基面积多出二至三、四倍的切面高度，才能砌出几十平米的房基。坡度愈高，所砌房基就越高。即使不到十平米的厕所、粪棚也须这样。为保固起见、房基还分两级，并加上保坎。房基用的是石料，祖先们是没有坚硬的开山破石的工具的，更没有炸药之类。不过，从开天劈地的鸿蒙之初起，白水河就作手打磨这山体崩裂的一川斗石，洗磨了数十亿年，白水河遥知到历史的某个时刻，将会有一批地球的难民来这里开僻家园，所以它把一块块刀削斧劈般锐利的石块洗磨掉棱角，不至于划破肩皮，又不能太光滑，以免堆砌不稳固。当时间和历史的经度、事件的纬度都恰到好处地焦距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川河卵石就有了生命。白水河知道，这一川杰作只有被人所采用，它的工作才具有实际意义，体现出自然对人类的关怀，创造出岁月和时间深情的美。
抚摸着这些错落有致，花纹自然美观的石壁，你会感觉出创造者的余温犹存，看到石块上那些深显的斑印，你不会怀疑是他们祖先磨破肩皮手指留下的血迹。
（二）
西江人的祖先曾生活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那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肥沃原野。那场杳然几千年的为了争夺土地而发生的“逐鹿大战”，造成了苗族历时横贯整个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的大迁徙。大约在一千多年前，西江人的祖先—“DIib”（西）氏族的一支由“Gnet Yenx、Gnet mol”（构寅、构卯）率领，来到了雷公山。这应该属于苗族第四次大迁徙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座因苗族的西氏族仓惶的到来而得名“Fangb HOB bil Lal”（方薅别勒）的苗峰主峰，是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运动以及多次旋回造山运动的结果。它突起于云贵高原东部向湖南丘陵过渡的科坡地带，是一座挽近地质时代强烈上升的地垒式山体，主体由11座海拔18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最高峰海拔2178.8米。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天然分水岭，清水江和都柳江的发源地。《贵州通志》说它：“狼谷槽回，复岭盘郁，树古铁色，不知其年。落叶数尺，俯履无地，雾雨冰雪，回时不看，狼牙交厉，蛇毒喷蝎”。作为逃难者来说，这是一处绝好的避难场所。但是作为生活之源，尤其于这个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的民族，它是一个悲剧性的地域—由于河流侵蚀强烈，山体被深切割，形成沟谷纵横、山峦重叠，切割密度极高，深度极大，陡峭的地貌，破碎的地形，可垦地狭窄，耕地的最大垦殖限度只有百分之几，且以梯田为主。
面对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西江人曾经拥有的千里平原退到了传说，退到了对天堂的理解。却又形成了他们百倍的珍惜土地的理念。在土地资源的使用分配上，他们把吃放在了绝对的首位，竭尽可能地将平缓之地用以耕种粮食，而将居所建造在无法耕种的陡峭之地。即使在这陡峭之间有一席平缓，也要让位于耕地。我看到寨子中央有几丘小田，锁在灰色木楼中的几小片葱绿的稻秧在风中抒吟，几丝淡淡的愁悒袭上心来，在方寸间长久地幽咽。
（三）
从寨脚到寨头的巷道，就是一道之字形的楼梯，两边的房屋逼仄而来，伸手可扶。我们一行人与镇里的行政长官们且走且聊。聊更是歇。登至顶部，膝盖处已累酸得不行。一眼望见那栋熟悉的木楼，瘦意全消——1998年我在雷山县政府挂职，西江举办“祭鼓节”活动时，曾受县政府之托带中央电视台张梦君、韦燕燕一行在那幢敞亮干净的木楼里吃住了数日。因为鼓头掌管全鼓社的祭祖活动，包括宰杀畜牲、跳芦笙等都先由鼓头家先行事，央视的镜头一直对准着鼓头家。西江现任的“鼓头”并非与宗教领袖本身充满了神秘感，反之，他是一位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小学教师，唐守成，三十来岁的一位后生。这个厚重的文化衣钵一直由唐姓人世袭。由他为这千户大寨珍藏和护卫着的是一面铜鼓。我没有考据过这面铜鼓的来历与年代。但凭直觉我以为，西江苗寨始祖Gnet Yenx、Gnet mol在榕江县与剑河县交界处“正岔”与苗族大部队“分鼓”的那面鼓应该是面木鼓。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认可为精神文化的载体—“祖先的灵魂都住在里头”。许多事与物，经过数千年无情岁月的揉捏后，会将原来的实质隐藏在历史的背面或人的潜意识里，现状的概念反而模糊不清了。
西江在清乾隆三年（1738年）就归置于大清体制的管辖，再经过二百多年中央集权大一统强势文化和政治、军事、经济的统治，原来规范苗族社会的议榔制度和鼓社制的功能完全失效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只看到鼓社的娱神职能。有的学者仅凭祭鼓活动中杀祭牛现场散吃内脏这一现象，就将祭鼓活动取名为“牯脏节”，这是不科学的，现行的鼓社有“黑社”、“白社”之分，黑社祭鼓杀牛，西江的鼓社是“白社”，祭鼓中只杀猪，不杀牯牛，那又何来的“牯脏”？其实苗族的祭鼓不在于用何牺牲品，重要的是祭鼓活动本身。在传说中，远古曾专用一种叫“龙沙” “巴朗”的比牛大的动物。还传说在艰难迁徙途中，还用过耗子、蚱蜢之类的小动物来祭鼓。
西江人的鼓社在被强势文化解除武装之前，是血缘氏族内部几乎包罗万象的大法律。木鼓的起源和最早应用应该是围猎和战争。它的作用是传递信息。相当于现代人的高音喇叭、电话之类。在远古，没有任何物器比木镂空敲击出的声音更响亮、传递得更远了。它有可能起蒙于在围猎中召唤同伴及驱赶猎物，又发展于与外族争夺地盘的战斗中的战鼓。在最早的原始部落战争有关记载中，苗族的祖先蚩尤部落是最早学会冶炼金属。他们“以金作兵”（金属兵器），而黄帝部落尚“以玉作兵”（石类兵器），但那时候不可能生产出金属的鼓来取代木鼓。后来苗族战败，又以鼓联络传递信息，《祭鼓词》说得十分明白：“击木响咚咚，爹妈心挨拢；击木响呔呔，爹妈乐哈哈。商量去涉水，议论去爬山。找地方居住，寻处所吃穿。”“你击鼓，我应声，岔队要靠拢，拖后要紧跟。”
木鼓的信息作用由简单地传声发展到运用鼓点、击速来相互传递各种要求与指示等更复杂的任务。这对于在慌不择路地逃难的部落来说，木鼓的作用实在太大了，木鼓便渐渐地神圣起来。每个宗族集团必备木鼓，以至在迁徙途中大宗族分出小宗支时，就要“分鼓”（即再镂一木鼓）。
木鼓用于祭奠死者极可能在暴发战争以后。且是在大迁徙之后才有的事。因为鼓舞不用于个人的丧葬仪式，用于合葬或合祭的大场面。只有追悼在战争中大批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死的亲人，才产生出木鼓的娱神招魂功能—因这神器的号令而奋勇献身的祖宗们，灵魂必然归附到这神器中来—装着祖宗的灵魂！苗族有一种最古老的木鼓舞叫《大刀舞》，是过去在祭祀时跳的。还有一种祭鼓时跳的《举刀对鼓舞》，击铜鼓者在场边，场中心放一长木鼓或木头。舞者围圈，对鼓舞刀。这是对战争的纪念。在这里，铜鼓就让位于木鼓了。铜鼓的使用是苗族在秦汉以后迁徙到西南才有的事。铜鼓广泛使用于我国的西南，中南和东南亚一带。它的起源地在云南的楚雄。它原先体积比较小，仅用于炊具，后曾用于盛尸骨，再后来才发展为重器和乐器。苗族用铜鼓仅作一种乐器，一种因声音更响亮而富有变化，更能表现情感的替代木鼓的东西。
鼓社的成熟完善是苗族迁徙到了黔东南以后，这是同时分散的东部和西部两大方言区所不具备的。鼓社在这里发展为一个宗族的政治组织单位；分设有九个鼓头职位：“果略”为鼓头，一社之长；“果叙”为礼歌师，掌管礼仪；“果当”是桌头，负责召集会议，安排坐次；“果席”为礼头，负责对外联络，接待客人；“果扎”为武头，总管祭祀中的杀牛仪式；“果养”为活路头，主管生产安排一切农事活动；“顶王”为护头，主管安全保卫，军事指挥；“顶榜”为护尉，专管行政命令的下达，由他发出召集会议和一致行动的通知；“珈也扬”为粮头，叫管全社钱粮问题。——俨然一个完整的小国家，其实不然苗族自“九黎”和“三苗”、“荆蛮”三个不同时期的大集团相继被打垮后，不但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而且越分越小。只能回归到氏族组织。从进步的历史观上看，这是一种倒退的现象。所幸的是这时的苗族社会的议榔制也完善了起来，这是苗族潜意识中的前进本能，它以一种地区性政治经济承盟组织的手段来匡扶和点化这种倒退。咸同年间张秀眉在掌梅尼杀牛议榔，动员上九鼓（雷山一带）三十三寨，下九鼓（台江一带）四十二寨、高地三十余寨，按鼓社祭剁牛为誓，起兵反官家，颠荡清廷政权十八年。
……曾几何时，鼓社被雨打风吹去。只留下鼓头来招魂，活路头来施仪了！
（四）
《西江苗族志》里称西江始祖迁入该地安居的时间，按苗族“子连父名制”计算至今已有二十多代人，距今的500—600年。
公元47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剿“武陵五溪蛮”是迫使苗族第四次迁徙的动因。西氏族属于南下广西融水，又溯江而上到榕江这支人马。由于大批的溃退，仓惶的奔命，从武陵地区到西江之间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先期的逃难者已经占据了月亮山可以藏身的生活之地，于是他们在榕江的“正岔”分鼓往更高的雷公山走。西江人将雷公坪上无人认识文字的石碑除解释为张秀眉立碑起义之说外，又称为“孔明碑”，这又证明他们的祖先对三国时孔明征孟获是有记忆的。这是否能说明他们在三国之前也即公元200年前就到达雷公山地区了呢？苗族西氏族的先民和这点将台，“孔明碑”是否与三国时的孟获有关？发生在清代的雍乾和咸同的两次苗族起义，上雷公山都处在最后的失败阶段，通常的情况下，筑点将台立碑应属于起义初豪情壮志的行为。失败后仓惶应战，是不可能诚点将占的。而同时期被苗族先民们称传为孔明遗迹的在榕江也有多处。
我们流连漫步在寨中时，一位老人指着路下坎的一栋木楼告诉我们，那是现在保留的最早的房子，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那也是一栋与现在的结构相同的吊脚木楼，青黑的盖瓦。从历史上看，苗族的居住是十分简陋的。这又与长期迁徙、移动不定有关。有关苗族第四次迁徙前在武陵地区的居住情况，宋代的朱辅在《溪蛮丛笑》里说：“虽有居以庇风雨，不过剪茅叉木而已。”而同时期迁徙的西部苗族，在本世纪上半叶尚有“杈杈房”的建筑。西氏族到达雷公山后，虽然有大量的木材，但他们并没有具备制造这样吊脚木楼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没有这理念。据苗族学者（雷山籍人）李炳泽先生考据：平房是各地苗族建筑形式的共同点。现在苗族各地的建筑中，黔东南的吊脚楼是最高的建筑技术形式。苗语说的吊脚木楼是“把平房抬起来的楼”。那么说西氏从没有创造这木楼的技术和思想准备到创造出这高级木结构的建筑形式，并在四、五百年前就基本定形完善，是经过漫长的时间的，这时间不会少于四、五百年。
只要是从公元47年之后直接走进月亮山和雷公山地区的苗族，就会得到历史赐给一千多年相对安宁的生息时间。这期间，黔东南苗族除了创造了吊脚木楼的舒适居所外，还创作了《苗族古歌》等有别于苗族东部和西部方言区的大量诗歌。还有精美的刺绣、华美精湛的银饰及工艺、苗医……到清雍正六年清政府“开僻”“新疆六厅”时，黔东南的苗族社会各种生活、生产技术与工具已有了很高的发展，有的甚至超过了汉民族。清朝的学者猛然间看到这些精致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出现时，大为惊叹，《清代通史》记载（苗民）“伐大树为独木盘盎坛盒之类甚巧，携出市易米”，嘉庆七年的进士张澍写的《续黔书》里对出现在市场上的苗刀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苗人制刀，必经数十锻，故锐无比。其试刀，尝于路伺水牛过，一挥，牛首落地，其牛尚行十许步才仆。盖利之极，牛猝未觉也。”可以想象出苗族复杂的锻造、淬火、合金等技术发达的高度。雷公山地区古有男生出生时，舅家送一块铁，埋于地下，每年挖出锻打一次，到其长大成人时，打刀佩带之俗。后因雍正十三年清军收缴苗族民间的刀、铁器，不许苗人佩刀，这一习俗逐渐失传。
（五）
口碑中那个西氏族分鼓的“正岔”在哪里呢？还没有谁去考证。作为物的“正岔”，它也许被沧桑之手抹去了所有的痕迹。但是作为心路的轨迹，它永远在西江人的心里挽着一个牢实的情结。面对着满目的沟谷纵横、云山叠嶂，这比不得洞庭湖畔，冀中平原，集中在一起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更容易暴露给强大的、有可能尾追而来的敌人，只能化整为零，以更小的血缘为集团“分鼓”分路。于是，父老乡亲们挥泪告别，各奔东西谋生路。咚咚的木鼓声牵引着各自的分支向四山里远遁而去……
西江人是西氏族中最强大的一支，除了意志坚强之外，他们的人数最多，他们走到了海拔2041米的大雷公坪和海拔1720米的小雷公坪。西江人说他们原来住在小雷公坪，因为那里是地势高、种不出粮食，才下到现在的西江。现在考证出雷公坪在数百年或千年以前确有人户住过，而且是大寨，有屋基，出土了陶瓷、瓦砾等。这可以印证传说。据资料考证，苗族比其它少数民族到黔东南更早，而且相对来说比黔东南境内的其它少数民族更势众。但苗族几乎都居住在耕种环境很差的高山上，而舍去山下相对平缓而肥沃的田土给后来者。比如榕江的车江大坝等。说苗族是被其它少数民族赶上山的这显然不可能。我的老师，著名彝族作家苏晓星先生长期研究苗族文学，并且操刀主编了《苗族文学史》。有一次他对我说，当时，作为未被开垦过的黔东南，山下潮湿，有严重的瘴气，常发生恶性的瘴疠疟疾，所以苗族通常住在半山腰以上。我想，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而“自古苗人住高山”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躲避战争这一深层的心理作用。由于五千年来统治者不断地剿伐杀虐，不断地迁徙，在他们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恐惧。他们选择的新居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是隐藏。隐藏得越深越好。然后才考虑生活。生活是在保证第一因素的前提下靠坚强意志来完成。
……也许过了三百年、五百年，看到这黑森森的雷公山确实没有人问津了；也许人口发展了，食物更加紧张了，西氏族的子孙们才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来到山脚耕种、居住—西江人的搬迁过程，正是苗族对战争余悸的真实写照。
然而，清雍正六年像洪水猛兽般不可竭制地到来。西氏族的子孙同其它氏族的苗族人民一样遭受了清廷统治者260多年比以往朝代更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这时候他们已陷入重围，世界已人满为患，西氏族的子孙们再也无处可迁徙了。固南昌他们没有加入苗族第五次大迁徙的行例。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公元一九四九年，人类最进步的文明之光终于照耀到了雷公山。苗族西氏族的子孙从此走上了民族平等之路。
（六）
早晨，我们在正修建着的鼓场上等待中巴车离去，蓦然举目，炊烟雾岚恍若历史的硝烟，笼罩着一梁顺山脊往上叠的飞楼杰阁，透出一幅极其悲壮飘渺的景象。有人惊呼为“布达拉宫”。作为历史的原生态文化。黔东南和西藏同时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保护圈。但是受到重视和保护的程度，黔东南就不能与西藏同日而语了。
被烟雾吞没了细节的楼阁一时变得那样悠古苍茫。一派云烟氤氲，霏霏然衔上迷茫的云空。我不知自己身处何时，只觉得隐隐透出一种木质的音响，我用双耳去谛听，听不到，我再用心去倾听，那音响隐隐渐渐地传来。木质的、悠远的……似在呼唤。谁在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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