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去过好多次巫泥村。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要把巫泥村作为我的一个叙述对象。现在，我已经离开了乡镇，离开了那些父老乡亲们，我想把巫泥村作为我的叙述对象的时候，我打开那时候的工作笔记，关于巫泥村的记录简略地一页一页地展开来，我总是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巫泥村是一个遥远的山村，距镇政府所在地约有25公里。全村305户，人口1368，均为苗族，田面积781亩，土63亩，是贵州省剑河县柳川镇30个村中最贫困的村寨之一。巫泥座落在一个典型的山坳上，海拔高度为940米。南面是一壁陡峭的山崖，北面是一条幽深的峡谷，一座叫杠子岭的山峰从东向西斜生而下，在巫泥村的寨址那儿落了一道湾，之后又浮起来继续向西边斜斜而下，直抵谷底。那些低矮的歪歪斜斜的木屋子便零乱地拼贴在那儿，有几条山路分别向东南西北蜿蜒而去，那是巫泥村的人们上坡或者赶乡场的必经之路，早早晚晚都有人们在山路上出往归来。于是那些低矮的木屋里便于傍晚傍午时分升起丝丝缕缕的炊烟，以示生命的坚韧与生生不息……
应该说，对于像巫泥村那样的村寨，我是在乡镇工作之前就比较熟悉了。但那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知道他们生存环境的一般概貌。那一带山区的村寨大抵都是一个格局，层层叠叠地将低矮的木屋堆砌在一处山坳上或山窝里，猪牛圈也紧紧地挨着人的居落，黑黝黝的一片。如果追忆到30年以前，那些山村的四面则都是森林广布，低矮的木楼便以盖杉木皮为主，其次是草盖。现在那些森林已经杳然无踪了，但山村的木屋反而修筑得高大起来，而且都以盖瓦为主。1973年，巫泥村遭遇过一次重大的火灾，那些木屋基本上被大火洗劫一空，于是全村人几近倾家荡产，四处投奔亲友，在上了40岁的巫泥人心中，至今仍记忆犹新。但巫泥人依然在原地那儿白手起家，那些比以往高大的木楼便从那时候开始修建起来，而那些荫葱的林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批地被砍伐了，至今，那些大山就毫无遮拦地裸露着嶙峋的悬崖，陡峭无比，高不可攀。只有村边的小山坡上留下一群古树，据说那些树都是神树，砍不得的，于是那些古树便成了巫泥村最后的唯一的风景。
巫泥村于1989年修通公路。那是一条窄小得不能再窄小的山区公路，坡陡弯急，险峻无比，一般的驾驶员都不敢贸然开车前往。民国年间，那里曾修通一条过境公路，即当时的剑穗（剑河至三穗）公路，但因坡陡弯多，一位专员用吉普车试路到了剑河之后，返回到杠子岭时再也爬不动了，只好请民工拖上坡岭，之后就没有车辆跑过，公路便被废弃在那儿，任其芳草萋萋。现在的公路就在那条路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
我首次乘吉普车奔赴巫泥的时候，我已经到镇里面工作了。那是1999年的夏末。我和分管计划生育的副镇长带着我们的朋友们到那儿去搞计划生育工作。吉普车在小公路上吃力地爬行，引擎呜咽不止。驾驶员说，去巫泥必须先给车子加满水，因为坡太长，路面又出奇地差，长时间用低速档行驶，汽车要“开锅”的。我们便加足了水，爬上一条长长的陡坡，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坳的时候，巫泥村已经黝黑地呈现在我们的对面山那儿了。我们之中有人顺着山风欢呼起来了，但驾驶员说，别看巫泥村就在眼前了，若要走进巫泥村，还得要40来分钟。于是我们又小心翼翼地沿着一片大山盘过去。路面实在太狭窄了，有些地方仅能容下汽车的四个轮子爬过，而路外却是深不可测的崖壁，稍有差池都会粉身碎骨。驾驶员向我们说，有一个外地的驾驶员第一次跑那条路时刚好天黑，他实在不敢开车了，最后他只好把靠路外坎的车灯蒙住了，才慢慢地靠着路的内测驶回。可是，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还是遇见一辆尘埃满面的农用车在呜呜地爬行，驾驶室和车厢上都挤满了人，要到镇子里去赶集，摇摇晃晃的。那是巫泥村唯一的一辆农用车，是刚从外地低价买来的二手车。驾驶员即是车主，驾龄三个多月。看见那些人们摇摇晃晃地在车上泰然自得的情境，我总感到，那是多么卑贱的生命啊。后来我们来到了巫泥村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在路上足足行驶了一个小时零50分钟。
1989年以前，巫泥村到镇子里去办事，走的是一条20来公里的山路。那山路沿着清水江的一条支流而下，穿过一条长长的峡谷，途中不知道要涉过多少次水，到了清水江之后，才贴着岸崖前行。一路上几乎没有一步平坦。若是小溪涨水，那就必须走民国时期修筑的老公路，比小路远好几公里，走得再快的人，也要五六个小时。
在巫泥村，计划生育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尽管他们贫困得难以支撑那一份普普通通的日子，但他们仍以生育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如果谁家没有生上男孩子，总是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总要生了又生，直到生出男孩子来，生了一个还要生第二个……我们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为了避免村民产生一种恐惧感，我们事先与村干部约好了，叫他们通知所有的村组干和党员，召开一次会议，先从为他们办实事入手，就是要为巫泥村恢复通水和通电，同时抓好村务公开。过去政府曾经帮助他们兴建过人饮工程和输电工程，由于管理不善，又欠下了供电部门几千元的电费，水和电都停了，而水管也被人们东一根西一节地挖出来据为己有。可是，我们走在村巷里的时候，人们还是向我们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用苗语叽叽咕咕地说：“这伙人是来割人的（计划生育）。”当天晚上，我们等到了11点过钟，才集中了近一半的村组干和党员。会议开始的时候，对于恢复水电的问题，大家讨论得还很积极，一触及到计划生育工作时，就没有一个说话了。好在我们那一次只是从正面来向村干部们作教育工作，宣传政策，结果是我们白讲了一通，有的人靠在壁板上瞌睡了。我们只好在村里开展了两天的摸底调查，把计生对象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返回了。
不久，镇里决定组织一个46人的队伍秘密地潜入巫泥村，给计生对象作节育手术。行动的当天，我和分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召集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向大家强调了此次行动的目的和要求。当晚两点半钟，队伍准时出发了，分别乘座两辆农用车，小心翼翼地行进，四点半钟的时候抵达巫泥村。我还想告诉读者的是，那些农用车跑了一趟巫泥之后，第二次再也不跟我们跑巫泥了，因为路况太差。全体队员按照分工，各自将计生对象的房屋进行了包围，天亮时分，只有一半落入了我们的包围网，而另一半有的越墙逃走了，有的早已到山上的工棚里躲避，有的干脆到外地打工了。有一个对象听到工作队围了他家后，越墙跳下了好几米高的悬崖，钻入一丛密扎扎的刺棚，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有一个男子抱着他不满半岁的男孩钻入正在抽穗的稻田里，猫着腰蹲在结满露珠的稻子下，被工作队员揪了出来。
那些对象一个一个地被赶到村委会活动室里，一个个神情沮丧得像失去了亲人似的。医生一个个地作了认真的检查，能作手术的都给他们作了。就在那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更令人心酸的事情，一些对象作了手术后，居然两元钱的手术证工本费也交不起。有一个妇女找到了所有的亲戚，都没有借到两块钱来交工本费，我只好送了她十块钱。到了对那些逃避计划生育的对象进行罚款兑现时，更大的悲哀又摆在面前：那些人家一贫如洗，矮小的屋子里通天漏地，火坑旁除了一只黢黑的鼎罐和一口锈迹斑斑的锅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家好几口人睡在一张垫着稻草的木床上，竹席是黑色的，被子也是黑色的，一股股异味扑鼻而来。那位抱着孩子向稻田里躲藏的男子，借了五六户人家，好不容易才借到了120块钱来交罚款。一些计生对象举家潜逃了，工作队员在十分气愤之下，砸烂了好几间破旧的屋子，没收了两头架子猪。当我们将要收队返回的时候，那两头猪的女主人堵在汽车的轮下，一片哀声在巫泥村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我在镇里工作的三年时间中，参加过这样的计生行动有三次，三次都在巫泥村。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在心中沉甸甸地萦回，久久不能消散。现在我离开了乡镇，离开了父老乡亲们的时候，我总是反思起那一段日子，回想起那些行为，心中便有一种刺痛。我们为甚么总是无视农民的尊严和利益？我们为甚么总是把责任推给农民？像巫泥村的那些农民，在贫困山区里太多了。他们懂得生育多是导致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地生育；他们懂得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国策，他们仍千方百计地生育。但是，尽管他们一年到头种着几分薄田，其收成即使不能打发过一年的日子，他们依然首先把公粮交给国家，才来盘算自己一年的生计。可是，我们坐在机关里颐气指使的人们，我们那样忧虑过国家吗？我们认真地坐下来分析过他们为什么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吗？若果我们在农村有足以让农民抛掉后顾之忧的社会养老保险，若果农民的利益、尊严乃至自由得到一种有效的保护，若果农民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有较高的认识，计划生育工作还会那样难以开展吗？是呀，农民因为要养老，必须生男孩；农民因为寻求保护，必须生男孩；农民因为受到歧视，必须生男孩……
2000年，秋收之后。村委会主任弃职奔赴贵阳打工了，副主任也向镇党委交了辞职申请书，巫泥村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况。为此，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研究巫泥村的工作。有的人看到巫泥那种状况有些泄气了，说干脆不管了，放任自流，任其“独立”好了！结果还是由我和分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带着驻村干部和民政办主任前往巫泥，一方面作村委会副主任的思想工作，叫他主持村委会工作，一方面对巫泥的班子进行一次详细的考核。当晚，我们来到巫泥村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我们先个别向副主任进行了谈话，但他执意要辞职。眼看村委会的工作就要瘫痪了，我只好第一次搬出了组织来吓唬人，空虚而严肃地对他说：这是组织的决定，由不得你同意与否！后来在深夜的村组干部和党员会议上，我向全体与会人员宣布了副主任主持村委会工作的决定。
副主任已经50岁了，过去读过一点旧书，说起话来常常夹杂着一些增广贤文，同时也是一个牌迷，一天到晚邀约着几个人在大树下打牌。他主持村委会工作之后，积极性高了一阵子，催促村民们很快就将当年的公粮完成了，那一年是巫泥村不拖欠公粮的唯一的一年。但不到两个月，副主任又交来了辞职书，撒手不管了。那时候村支书对工作也很泄气，整个村里的工作又处于瘫痪的状态。我和分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又带着工作组来到了巫泥村。那一次，我们只好请文书来主持村委会的工作。
巫泥村的工作难做，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由于工作抓不起来，完不成镇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每年在兑现责任书时都是被罚，村干部的一点儿微薄的补贴都被扣抵了一部份优抚费和屠宰税。所以，每一届选举村委会的时候，巫泥村都是一个老大难村。巫泥村不仅难选出村干，即使选出来了，也不能坚持到底，而且都难以胜任工作。这是多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有一次，我和村支书站在村完小的楼廊那儿，远望着那面的遥远的山路。那是一栋新落成的三层楼的教学楼，据说是一位台胞支助12万元为巫泥村修建的。为了修建那座教学楼，拉材料的汽车来到途中实在不敢往前走了，只好将物资卸在路上，进退两难。我们开始久久地都在思索着自己的什么，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支书终于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他说：“巫泥村太贫困了，巫泥村的贫困在于偏僻，在于思想观念落后，在于人口素质低下。”他照本宣科背了这么一通大道理，其实，生育多是一个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支书没说出来，他仿佛总想利用他的微不足道的权力在捍卫着一种什么东西。
巫泥村贫困到什么程度呢？我不习惯于用政府的统计数据来体现一座村落的贫困程度，因为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要比那些数据具体得多。巫泥村靠种田地糊口，但那些田土的海拔高度一般都在600米以上，其粮食产量由此可想而知，于是，到了次年的春夏，就有一些人家开始缺粮。2001年3月，缺粮31户127人；2002年5月，缺粮52户224人。其经济来源，主要靠饲养家禽和牲畜来换钱，其次是烧炭卖，其次是外出打工，除此而外是偷木头卖。而养殖业又不成为规模，每户一年到头能够卖十来只鸡，卖一头猪，已经算是经营得很乐观的了。烧炭呢，而今山上的林子已经砍光了。于是胆大的人们就盯着5公里以外的林场，日里夜里都到林场里去偷木头，劈成枋板连夜掮回家，次日又挑上20公里以外的乡场去卖，然后换取一袋盐巴回家。有的人实在被逼急了，就拆下几张壁板去卖，然后再将木皮把屋子夹起来，于是屋子便日益破败。
2001年夏天，我随县里组织的一个由公安、林业及有关乡镇组成的搜查队，潜进那座被盗伐的林场，准备把几个伐木贼捉拿来法办，以警示群众。我们在乡政府那儿下了车，爬上了10多公里的山路，到达林地时，太阳已从山头那儿落下去了。我们36人的队伍兵分两路，对那片林地进行了包围。进山时，我们明明听到斧头在劈枋板的梆梆梆的声音，但到林地深处时，却已经杳无人迹，而林地里到处都有伐倒的木头，横七竖八地躺在山上，那些密如修竹的活了20多年的林木就那样被砍伐一空了。当我们一无所获，借着星光回到乡政府时，已是夜间9点过钟。后来又有一次，——我没有亲历——搜查队改变了战术，他们埋伏在山路上。傍黑时分，一个掮着木头的长长的队伍走过来了。搜查队员像一群勇猛的士兵一跃而上的时候，那个队伍不约而同地扔下了肩上的木头，向两面山林夺路而逃，最后抓住了两个盗木贼，其中一个竟然是巫泥村的老村委主任……
这就是巫泥人的生存状态吗？
是的，刚才我已经叙述到一件事情，就是政府曾经帮助他们修建了人饮工程和输电工程，但因管理不善，已经损坏一空了。后来政府又下决心来帮助他们修复的时候，他们却呆在那儿袖手旁观，一种全然依赖于政府的思想在脸上那儿等待着。当物资运到了村口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人来帮助卸车，有的村干甚至在一边背着手踱着，说：“那是政府的事情！……”
农民真的那么无可救药？没有，中国农民的思想是十分传统的，尤其是像巫泥村那些山区的农民，他们常常把国家和领导放在他们心中最高的位置上，他们对于政府也常常信心百倍，他们非常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但是，我们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已经做过了太多的瞎指挥，我们无视农民耕作意志把很多东西强加在农民的头上，让农民一季季地浪费土地，浪费劳力，也浪费血本；我们一年年地让农民耕作，然后忽视其生存的艰难状况，不假思索地向他们索取，使他们头上的担子越压越重；我们一味地把他们怎么不能够快一些富裕起来的责任全然推到他们头上，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甚至于横加指责。长此以往，我们还指望农民有什么好心情呢？
我记得，为了动员巫泥村集资修建闭路电视网的时候，好多干部向他们说破了嘴，但他们就是毫不动心，都说穷得很，没有钱。但是，当他们过牯脏节杀牛祭祖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出血本来，有的还多处向外村的亲友借贷，于是全村人以10多万元巨资就在三天的酒歌声中，在三天的晕晕乎乎的笙舞之中毁于一旦，以显示他们家族的兴旺。之后又来过他们的穷困的日子……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们仅仅归因为他们的愚昧，够吗？他们长期在官方政令之下有一些喘不过气来，他们是否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宣泄心中郁结已久的东西？用城里人的话说，轻松一下，潇洒一下，而且是10多年才举行一次，如此而已。我想，10多万元算什么呢？是他们自己的血汗钱！那些贪官和非法赚钱的大款，一掷万金，花上几百万上千万去包二奶，去嫖娼，去豪赌，又怎样说呢？
真的，要弄懂我们山区的农民，其实并不容易。
2001年12月，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从镇里调出来了。新一届的工作又开始了，巫泥村也换了两套全新的班子。我常常想，巫泥村的工作还是那样难以开展吗？现在，当我在键盘上敲击着这篇关于巫泥村的文字的时候，一条窄窄的小公路就在我的眼前延展，那座高高地依贴在山坳上的村庄在我眼前散落开来，那座巫泥村的最后的风景的古树林在我的眼前伸展开来，那所三层楼的村小在我眼前浮现，那些在村小的教室里的一张张的小面庞在我的眼前浮现……
选自杨村散文集《让我们顺水漂流》（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