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提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想站在儿子的角度上客观地评述我的父亲——这个被我称之为父亲的男人，是怎样矗立于我的生命中的，以及我这个孱弱的生命是怎样在父爱的荫庇一点点长大起来。每当我提起我的父亲或母亲，我都怀着一种莫名的阴郁的心情、暗淡的忧伤和几乎要淌泪的感怀。就比如现在，我孤身寄篱他乡，每当我接到母亲打来电话，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心儿紧缩，泪水盈眶。年来的忧世伤生，使我变得愈来愈沉默孤独了，更加喜欢离群索居了。在心灵的空寂里，我的父亲从遥远的黑梦中走来，用一种一头老兽般的哀伤的目光注视着我。
现在，我应该怎样表述我的父亲呢？我的思绪像一团乱麻。无疑，我是爱他的。然而这爱不是亲密无间的，我做不到别的父子那般的热情洋溢，我站在父亲的彼岸，我永远也达不到父亲的此岸，而父亲也永远走不进我的世界里。我记得有一年我和父亲在自家的田坎割牛草，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谈话，后来扯到信仰问题，他给我灌输他对地理风水占卜星相的见解，而我对他那套不感兴趣也不以为然。他显得既光火又哀伤，将我斥为不肖，“白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在许多问题上，我和父亲是隔膜的，或者说是行同陌路的。我做不到李敖那样为了真理六亲不认的死硬，因为他有一个“老子不管儿子”开明爸爸；我一死硬，只怕我老子就硬死了。
我父亲属于那种“老子说话，不许顶嘴”的那一类型。在家里，他有着绝对的统治权威。我们，母亲、姐姐、弟弟和我，这些可怜的臣仆，活在父亲高大的阴影里——今天，我落荒而逃，在父亲不及的地方，回忆和热爱我的父亲。小时候，父亲和母亲几乎三天两头吵架，吵着吵着就大打起来，父亲咆哮着一把抓住母亲的头发，拳头重重地落在母亲的身上；母亲则像一头受伤的母兽凄切地痛嚎，一边撕咬父亲。总之，他们扭成了一团，像两个疯子，像两个相见眼红的仇敌。然后，不敌的母亲就要去寻死，哭哭啼啼地说要仰药。我们就在一旁大声地哭泣、哀求。直到今天，这个场景依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记得地点是在老屋的厨房里，时间通常是吃饭的时候或饭后。我感到锥心地痛。有时我想，两个人在一起既然如此痛苦，不如分开好了，人生这么短暂，何必糟蹋这大好的生命呢。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话说错了，应该是：与其相煎以痛，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在童年对父亲充满了恐惧。父亲威严而暴戾，他喜怒无常，他的一喜一怒，决定着每个家人的命运。在他情绪恶劣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过失，会引起他的狂怒，他像一头盛怒的狮子，恨不得一口吞掉你。他用尽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你，用燃烧着火焰的目光焚烧你弱小惊恐的幼体，但他决不动你一根指头，他只在骂，无休无止地骂骂咧咧，使你耷拉着脑袋，不敢还口，甚至不敢看一眼，逆来顺受。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在担心被咒骂被惩罚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逃离，在月黑风高之夜我们悄悄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天黑了，那个本该挨骂的孩子仍不归家，连晚饭都没敢吃，愤怒变成了担忧，父亲和母亲不安地走出家门，一边互相埋怨，一边大声呼唤着某个孩子的乳名。而那个躲藏起来的孩子，既感到懊悔，又禁不住享受因冒险而产生的快感，一种报复的快感。最终，他们找到了那个情愿留在黑暗里情愿挨饿也不愿挨骂的孩子，安慰他，保证不再骂他。那个孩子，呵，那个孩子时候的我，终于被发现了，暴露了他隐匿的踪迹。此时，所有报复的快感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伤心的委屈的低泣，他抽噎着，他顽固地坚持着，执拗地缩在原地，泪流满面。父亲心疼了，心软了，他道歉，对不起，孩子，爸爸错了。孩子不再固执，他又回到这个惊恐过日的家，这个宿命之地，这个埋葬欢乐的悲伤之地。暴君好心情的时候，他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唤你，柔善慈祥的目光注视你，给你以无微不至的关爱，搂着你，用粗硬的胡茬刺弄你娇嫩的脸蛋，欢快地呵呵大笑着。我回忆起这个时刻，是多么温暖，多么甜蜜，多么令人心醉，然而，又多么短暂，多么稀罕啊！
父亲二十岁时当了村支书，不管怎么说，在地方上，他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年轻时交了好运，和当时公社里的头儿过从甚密，头儿有意提拔他，然而不知怎么他白白错过了机会，以至于到如今他还是一介农夫。农夫的命运注定他是穷困潦倒的，他不甘心，九十年代初，他“下海”了，他和一个无赖搭档做生意，忠厚老实的他后来被这个无赖耍了，大大地栽了跟头，以至于十年后他还在为这件倒霉事大打官司。父亲的这一生，总结下来，恐怕只有“碌碌无为”四个字。这个世界上，大有所为者，毕竟寥寥，碌碌无为也许就是众生的写照罢。个体生命在浩瀚的时空里，不过一瞬，人类在地球上生生不息，靠的是一代代的薪火相传。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孔融说的固然是真理，但真理未免冷冰冰，太不可爱了。父母子女之间并非恩断义绝，维系着的乃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我年少时，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就算穷到要饭，我也供你读。最艰难的岁月过去了，虽然至今没有要饭，但我想，倘若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没有“牺牲一代人”的决心，是很难熬过来的。我读初中时，父亲正值壮年，给人扛木头，一两百斤重的木头，整天整天地扛，一天的工钱才十五块，还是伙食自负。我读书的代价，就是在父亲卖苦力流血汗。为了奔个好前程，小学五年纪后我转学到二十华里外的镇里读书，那时我才十一岁，从家里扛米交到学校食堂，此外，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才三四元钱，说起来让人泪下。大约初三时，父亲将我的生活费提高到每星期十五元的标准。高中时代，因为贫穷，我先后寄宿在族伯家和姐姐家，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在族伯家时，父亲怕我没柴做饭，从家里搭借别人的车子运了十几扛柴到县城，每个月都要托熟人带几十斤大米给我，外加三十块零花钱。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向我推心置腹，他说我供不起你了。当时我并不悲哀，我想不读就不读，我去打工。后来阴差阳错，1999年的红榜上我的名字赫然在焉，命中注定——后来我父亲居然运用他那套理论论证我的“命运”——我作一个读书人。
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只有我和父亲在家里过（母亲和弟弟都在外打工），寒酸凄凉，父亲触景伤情，常常无端生气，将一腔怒火发泄在我身上。那个春节里，我看见父亲的泪水泛滥成灾，它湮灭了我所有的快乐和希望，我陷于黑色的绝望里。我对父亲说，你别哭了，我不读就是了。那些日子，我告诉自己，如果读书换来这个家庭的大不幸，我宁愿是个文盲，一个快乐的文盲，一头快乐的猪。那个春节，父亲给我说起了家世，说起世世代代悲惨的命运与苦难，说起他的潦倒的身世，说起我那千里之外的母亲和四处流浪的弟弟，说起这个支离的家，说着说着，他就泪如泉涌。一切因我而起，他责备我，我噙着眼泪，我真想跑到天之涯海之角，跑到渺无人烟的沙漠，或就这样死去。总比泪眼人对泪眼人好。然而，哭泣也好，责备也好，临开学的日子快到了，父亲把家里全部的储蓄都给了我。我又来到我的大学。开学后不久，母亲在信里说，父亲出门了。我捧着信，默然无语。
在我的性格中，始终笼罩着浓重的忧郁的气息，我无法使自己变得嘻嘻哈哈，我是如此多思，如此多愁善感。我想我今天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我的家庭给了我这样的影响。还有一点，我觉得父亲像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坎上。我常想起始终生活在父权的阴影下的弗兰茨·卡夫卡，同样忧郁的郁达夫，这些卓越的人。忧郁使我沉默，在沉默中我吸取生存的力量和理解爱的定义。如今，父亲不再年轻，岁月糟蹋着他的脸孔，他公然老了。他依然像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统治着我心之疆域，既残忍又深情，吞噬着我——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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