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名言例证之五
这里有两份材料。第一份材料摘自邵燕祥先生的一篇文章，题名《百官皆阄》。摘文如下：南汉王朝刘鋹认为大臣都是常人，不免要为子孙谋，不信他们会全心全意尽忠于国主。而宦官则不同，割掉男根之后便无子孙，无家室之累，一身之外不计后事，自然更不会想造反做皇帝，既然食君之禄便一心只忠于皇上，十分可靠。有了这个考虑，刘鋹当下就把宦官龚澄枢提为宰相，军政大事均由他来取决，皇帝就可以安心享乐。刘鋹这个“理论”一经发展，不但宰相用宦官来当，连宰相以下百官都用宦官。第一步他把在朝的群臣以及进士、状元等等都关进蚕室，即送进密不通风的一个房间去割掉男根，然后再来作官；第二步传旨宫外，凡士人想做官者都必须割掉男根，以致先后有两仟人将自家的“那玩艺”割掉，算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大奇迹。本文作者觉得这个“奇迹”实在太离谱，也太不可思议了，于是翻阅了一些史料证明邵燕祥先生所言不虚，有据可考。
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人类由采集、狩猎到游牧驯养牲畜，大约经历了三百万年左右，然后又从驯养牲畜到阄割人类自身却只经历了一万年左右。中国汉字很有意思，比如“家”字就是房子底下的猪，而宦字则为“家臣”，臣字的象形为一弯腰仆人，所以“宦”也即家奴的意思，确切地说是皇帝老爷的家奴。这是文字学家从甲骨文和周金文研究所得的看法，并非本文作者的胡编乱造。此种宦官制度或曰阄割文化，从《尚书》、《周礼》、《周易》乃至《诗经》中都可以看到有所记载。比如《尚书·吕刑》中的“刖”、“椓”二字即宫刑，也叫腐刑。比如《诗经·秦风·东邻》中“未见君子，寺人之令。”这个负责传递信息而没有姓名的“寺人”，即所谓“内小臣”，也就是秦国君主宫中的小太监。西文阄人一词译成汉文即为“守床卫生”。在中国，这些阄人在宫庭里的职务名称就相当繁多，如寺人、阄尹、阍、中官、中使、内臣、内监、太监、宦者、貂珰、黄门等等。据《史记正义》中载“宫刑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亦称蚕室。”这似乎还不甚明白，所以一些史学家又指出：“受刑者畏风须煖（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而割掉男人“那玩艺”又可称割势或去势。其具体操作如下：让被阄割者仰卧炕上，用辣椒水将其生殖器烫过，由“刀子匠”的一名徒弟攀腰，两名徒弟捉脚。在动刀之前，先以血布扎紧被阄者下腹再扣紧双股上部，“刀子匠”即以很快速度将那男根连同卵子一起割掉，再以白蜡针栓插进尿道堵紧，伤口用冷水浸过的纸覆盖好，再由两名徒弟架着被阄者在房中踱步两、三个时辰。阄割过后三天内不许饮水。由于伤口干痛欲裂，苦楚异常。三天后拔掉那白蜡针栓，让尿喷出，手术便告成功，然后把割下来的男根放到一个木制的锦盒里，安置于高架木谉上，叫做“高升”。而保存那男根的目的，主要是让被阄者入宫之前由主管太监“验明正身”。据说从前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就居住着一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他们的职业就是制造太监，并且还是一门有师承传的独门生意，阄割一人的工价一般为七、八两银子。说来也真好笑，皇宫里的这些老阄人本来早就没有了“那玩艺”，却要人们称呼为“公公”。生活在皇宫里的这些大、小太监不止为三五个或七八个，而是上千之数。试想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需要多少大小太监去服侍？
那么这些大、小太监，他们在入宫之前到底属于社会上哪几方面的人呢？据《西园闻见录·内臣》中记载：第一种是奉命征剿的武官们从边区挑选出长得俊秀的童子或少年，把他们送到京城去作战利品；第二种是地方官每隔数年从贫苦人家选出的童子或少年，以几两银子买下作为“贡品”送京；第三种是社会上的流氓无赖，好吃懒做的“混混儿”，为贪图奢华安逸而自阄自荐者。
第一、二种入宫后虽然衣食问题解决了，但终身不得出宫，长期与父母家人离散，受尽屈辱，痛苦不堪。只有第三种凭其在社会上学到的一套逢迎拍马、捧红踏黑、见风使舵的种种本事，其中有的人很快就取得大、小主子的赏识，步步高升，乃至不离皇上左右，甚而成了“宰辅”参与国事。此种角色无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已经变化和变态。在生理上他们脸色灰青，没有胡须，连嗓音也变得干涩刺耳；在心理上以百依百顺的假象深掩着阴险与狠毒，又由于失去了“那玩艺”无法享受女人的滋味，必然就从其他方面寻求补偿，贪权与敛财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秦王朝大太监赵高所一手策划“指鹿为马”的那场戏，想来大家都已清楚。朱明王朝的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不但已和“万岁爷”平起平坐，而且还收了京城和各省、州、厅、县的许多官员作干儿子，为他建造了不少“生祠”，其权势已在“万岁爷”之上。比如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刺军队入侵，大太监王振挟持着英宗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当时前方战事已经相当吃紧，明军屡屡失利。王振不去支援，却下令撤退，然后在撤退中为了向家乡人炫耀自己的威风，竟要部队绕道蔚州，即今河北蔚县，再改道宣化府。当那五十万军队来到距怀来县城十多里的土木堡时由于他自己那一千多车的财宝尚未跟上，又下令驻营等候，以致被瓦刺骑兵追击，全军覆灭，英宗被俘。
至于刘瑾的敛财更是触目惊心。据《守溪笔记》中载，刘瑾的家财为：“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仟六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三万三仟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幅，金钩三仟，玉带四仟一百六十三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具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龙袍四领，八爪金龙盔甲三十幅，玉琴一，玉瑶一，金一仟二百五十万又七仟八百两，银二万五仟九百五十八万又三仟六百两。”
以上数字乃《守溪笔记》的原始记录，其中“锭”与“两”不一样，不知一锭等于多少两。匮，大约不是柜，可能是屉或箱。至于狮蛮带不但未曾见过，而且闻所未闻，不知是何宝贝。
第二份材料是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文献材料和196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文献材料。这两次会议材料都是公开发行，不存在泄秘问题。
第八届当选的中央委员以得票多少排列，在得票相等的情况下以当选人的姓氏笔划排列。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陈少敏、李葆华、许光达、王震……陶铸、曾希圣、陈绍禹等97人。
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扩大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能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刘亚楼等9人。会议在就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付诸表决时除去刘少奇、邓小平等9人再加上自杀身亡的阎红产、周小舟一共11 人外，在全部中央委员中投赞成票的是85人，只有陈少敏一人投反对票。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姑且不说这种作法是否违宪，但这85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应是身居高位，不少人还与刘少奇共事多年乃至一起出生入死，莫非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公贼，他们都一点不清楚，为何要投赞成票呢？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形势下，人人自危，怕丢乌纱帽。那么陈少敏就没有乌纱帽，或者乌纱帽不大，丢了也不在乎？为进一步了解陈少敏这个人，本文作者翻阅一些资料。陈少敏，女性，在国、共内战期间已经是一位经历多次战争洗礼的女将军，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央部级部门负责人，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时是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她的“乌纱帽”论起来也相当于过去的“二品顶戴”，莫非她就不在乎这顶“乌纱帽”？甚至也不考虑到自己会不会因此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85与1之比，不能不使人想到几千年来封建制度所派生出来的宦官制度或曰阄割文化。建国初期从思想改造批判胡适、俞平伯到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发展成肃反运动；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1959年批判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开展“四清”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其间不知有多少人被打入“另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人生几何，远的不说，就以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来看。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是55万人。在“文革”期间不堪忍受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凌辱而自杀身亡的著名人物如邓拓、吴晗、范长江、剪伯赞、熊十力、上官云珠、顾圣婴、严凤英、老舍、储安平、傅雷、沈知白、金仲华、陈梦家、李立三、李达、田家英、容国团、姜永宁、傅其芳、叶以群、萧光琰、杨嘉仁、刘盼遂、顾而已、刘馁松、罗广斌、冯大海、许政扬、李广田、饶毓松、谢家荣、陈笑雨、王垂民、海默、周予同、陈又新、小白玉霜、李平心、周小舟、阎红彦、远千里、刘克林、孟秋江、姚启钧、舒绣文、张琴秋、赵九章、马连良、应九卫、杨朔等等，等等。这些人物包括各个方面，哲学界、政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法学界、教育界、文学界、戏剧界、音乐界、体育界以及其他方面，他们都是国家民族的精英分子。
以上这个名单本来还可以继续抄录出来，由于中国人从古到今一切都讲究方正严明，庙堂建筑如此，文章结构也当如此，比如北京紫禁城其前后左右都是天安地安，文华武英，在理念上相互对应，在形式上相互对称。那么，这篇小文既然前部分又列出一批人物姓名，后部分又列出一批人物姓名，倘若再继续抄录下去，不免有违方正严明、对应对称的规则。至于在“文革”期间又有多少人被抄家被批斗被剃阴阳头被挂黑牌或戴高帽或御稻草游街已经无法统计了，只能说不计其数。
古人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中的某些题趣，这里不妨再提供一些材料，它们同样也是一些知名人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所作的检查，并且都曾被当时报刊拿去予以发表，或以后由检查者本人将其收入在自己或他人所编撰出版的书中，因而也不存在侵犯他们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1953年3月6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我的检查》：“二三十年来我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在学校做着‘太上皇’，而曾经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我，却自以为清高。”
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载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和同学们散布毒素。我骨子里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957年《新华半月刊》第18期载原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待》：“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
1958年2月2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的计划》，载叶永烈编撰出版《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我犯罪的另一个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地不靠拢党，今后决心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
1969年诗人郭小川《发言稿》，载于郭小川《检讨书》一书中：“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969年3月20日作家、诗人邵燕祥《思想汇报》收入在作家本人所编撰出版《人生败笔》一书中：“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践，读起来分外亲切，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从上述资料看，显然这是一种精神阄割，但无论是在生理上的阄割或精神上的阄割，到头来都会成为实施者给历史留下的笑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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