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本理论的著作，知道人类学的核心是民族志写作，而民族志写作的核心是田野工作。所以在没有机会实践的情况下，决定给自己找些事情来做。
因为我所就读的兰大新校区在农村（离市区30多公里的山区，高速修通前大约是1.5个小时的车程，修通后大约是40分钟左右可以到达市区），学区附近有多山（据说是祁连山余脉），站在一个山头上，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群山。由于西北的特点，黄土肥力不足，少有高大乔木或者一般的灌木，基本野草覆盖，有的地方可能连野草也没有。可能曾经是黄河的某条支流——苑川河冲击的谷地（据说，按地质年代考察，曾经这个谷地是一个巨大的湖泊），而在这个群山包围的狭长地带，一直有人类生活的痕迹。离校区不远是十六国之一西秦国的遗址，一直没有机会去凭吊一下，据说只有黄土夯成的墙基。
我对这里的一切并不熟悉，描述一下周遭的环境只是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给人一种并不平凡的氛围。周围的村落据说是汉代安置匈奴降部的地点，乍看还有一些胡奴风气。不过现在这里的景象是几乎看不到游牧的景象，一派农耕文化侵蚀的模样。唯一可以看到的或许是几千年来放牧经历的痕迹。
也就是这些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启发或者说是触动，出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城市的人，游牧的冲动总能激发足够的想象力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象一个人类学家那样，走近牧羊人的生活去看一看。因为我对放牧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随草而动与风餐露宿的想象中。
之前也去爬过学校附近的黄土山，200-300m之间的山头，一般花上20-30分钟就可以登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绵亘的群山，高度基本一致，运气好的时候，远远的，会看到一群白色为主间或夹杂黑色的羊群点缀在相隔不远的几个山头之外，当然还有它们的牧人。天气晴好再加上顺利的话，说不定会看到几群羊。
我并没有详细的田野计划，因为像我这样单枪匹马外加没有经过田野调查训练的业余爱好者通常都是靠突然而至的激情所支配的。我只是有一个笼统的想法，或许是在半年内对我所关注的牧羊人保持不定期的走访。至于我所能获得的信息我也没有多大的奢望，没有问卷，无结构的访谈，没有记录设备——录音笔或者录音机对我没有多大的助益。因为我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我既不是为某个农村发展扶贫的项目服务，也不是拿到哪个“挑战杯”之类的资助项目。一切从模仿开始，模仿一个人类学家所经历的在不同文化（生活方式）中游历，“以详尽的描述去充实它”，然后试图对这种观察之后的表述“赋予说明性”，“以便告诉（他的）读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以意义”。而对我来讲一切几乎是盲目的，一点都不具备我所引述的话语中的目的性。或许只是单纯的希望开始一种尝试的过程。
理由很简单，现在开始讲述我的这次准田野的经历。
时间很短，包括上山和下山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期末考试之前一个星期的下午，我通常很讨厌复习，像青春期的少年那样表现着逆反的心态。
构想着前两天才酝酿的关于我下个学期要进行的田野计划，曾经酝酿过许多的计划，包括前往兰州东乡族聚居的地方调查回族之外的穆斯林，不过在花费一个下午走访了5所清真寺后，放弃了初衷，或许自己真是缺乏毅力的。之后还有萌发过对伊斯兰文化下基督教文化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的构想，后者只在我的构想中存在过。发现田野工作并非想象的那样是一件浪漫的工作，在进入异文化的过程中，作出一些牺牲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我想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是大三的上学期了。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尽快去实施一下自己的那个一直停留在构想中的田野计划。
于是在那个阳光还算明媚的下午，我决定放弃浪费时间的自习，把一个星期之后的考试扔在一边。
我开始向山脚进发的时候肯定已经超过2.30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是最讨厌看书的。随身物品只有一瓶绿茶，我觉得第一次所谓的田野和爬山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带上笔记本和笔以及一个包包的话，是会吓退我自己的热情的。记得那天最大的失误是，我穿了一双麂皮鞋去爬山。
爬山的过程并没有多少惊奇可以对我的田野经历有什么的增益，像所有的爬山那样，我走的是水泥砌成的石阶，往常一样，一个瘦弱如我这样的人，从山脚提升了海拔200-300m的高度，而且还在平均海拔3000m左右的黄土高原上。所以在上到山顶后歇息一段时间是很可以别理解的。爬山的过程比较容易动摇我的信心，不断的加重呼吸和提腿的难度，使我一再对自己这样没人评估和认可的工作产生怀疑，其实我大可以象一个感怀的年轻人那样，登到高处，感慨观光一番之后，自认为换了一种良好的心情然后满足的下山。对我来说，我的任务在达到山顶后才刚开始。
山顶上其实很冷，千万年来大气流动带来的影响总是越过这些山脉然后一直南下。而我就站在一个山头上，系紧了领子，发现地上是干枯的野草与羊的粪便。我还没有很强的实力可以从粪便区分山羊还是绵羊。不过至少通过干湿的程度来辨别最近有没有羊群的踪迹。这种古老的常识或许是可以通过我们游牧或者半游牧的祖先遗传下来的。
站在山头的边缘，其实这里的山顶还是颇多平坦的，在距离我三个山头的向阳的山坡上发现许多的白点，显然那有传说中的一群羊和一个牧人。
这里的山路都是这样子的，看这不是很远，而事实上则有好多的路要走，因为虽然看着近，但这是直线的距离，而实际上要上上下下过几个山头。我沿着山路，其实没有什么路，只不过是惯常羊群或者牧人在黄土上踩出的痕迹，有的地方由于踩的多了，就成了一条沟，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羊肠小道。所以我就是沿着这样的道路而前往我的调查对象的。
走了大约20分钟，可以看见前面就是我的“田野”了。羊群还是如常的在吃着草，而他们的主人——远远望去，一个批着大衣的男子，不时向我的方向瞥上两眼，手里还拿着一根可能是赶羊的棒子。
向他走过过去的时候，我的心里并没有什么底，甚至还想让自己象一个普通的登山者一样，从他身边走过，就象没有任何目的的学生，和我通常爬山的意图一样。
不过我还是走了过去，可能觉得我毕竟是怀着目的来的，如果就象一个观光客一样，我的想法就真的太过愚蠢了。所以我就朝他走了过去。就象坐火车的时候和不认识的乘客搭讪一样，我走到他面前停了下来。想着准备好的话：“您好，我能和您聊两句吗？”
和我想的一样，一个人在山上呆上一天，有人来搭个话，而且是一个学生一样的人，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或许是单调生活的一种调剂。他没有拒绝，也没有说我听不懂的西北土话，虽然不是普通话，但还是可以进行语言交流的。
我当然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所以说我是山脚下兰大的学生，上来爬山，觉得放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来和他聊一下。不可能和他解释我想做的是一个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这样一件事情，而且也没有必要，我只消说我是一个附近大学里的学生，并对他的工作很有兴趣，他当然也不会拒绝和我的谈天。
就这样，淅沥糊涂的开始了我所谓的“访谈”，开头总是说一些“您在山上放羊挺辛苦的吧。”或者“您一群羊有几只”这样，东拉西扯的话，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反正先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说开下去。
这种随意的对答持续了一会，我知道他的羊有80只左右，山羊和绵羊都有，绵羊多一些。这些我自己也能看出来，不过当他告诉我他就住在学校后面的村里的时候，我很失望。他说，白天出了太阳就赶羊上山，6点左右天快黑了，就把羊赶回去，羊其实自己知道时间，晚上太阳落了，就自己知道往回走了。
这样的结果确实很让我失望，或许我原先对田野的一些浪漫的想法和对“游牧”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此破灭了。当然他不知道我内心的这些情绪上的变化，对有一个人来找他聊天这件事情感觉很有意思。
不过情况多少发生了一些改观，再聊了一会之后，大约40-45分钟的时间，我没有看时间，这样或许会让他感觉没有什么兴味的，所以我只是猜测那时可能是这样的时间。也许他自己想抽烟了，于是也递给我一支，当然我是不抽的，如果是喝酒，我比较可以胜任，不过此时并不实际。虽然我知道接受一下或许可以让我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可是当时只是不想做这样的努力而已。抽烟的时候，他谈了一些另外的话题，改变气氛的一个是，他说：他看见经常上山的，除了学校组织的劳动外，就是成双成对的情侣，象我这样无聊的“访问者”很少。然后他就表现出了对大学生谈恋爱状况的兴趣，很显然这比我对他放羊的工作可以激发他更大的热情。
所以他就问我有没有恋爱的对象。当得知我已经分手之后，顺便问了一下我是哪里人，以及曾经的对象是哪里人。当得知我是上海人的时候，他对上述的话题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并且发表了对大学生恋爱的独到见解。并且告诉我他的妹妹与妹夫此时正在距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城市，同时还说，他若干年前也到过上海，以及那一年夏天上海的酷热。他回忆的很具体，我没有打断他，只是想，如果我是研究精神分析的，我将很能胜任弗洛伊德创立的自由联想法，并提供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这里有必要插入我后来做火车回家的一段经历，由于某种原因，我今年回家是站票，意味着我只能在火车中和返乡的打工者一样蜷缩在过道里，而我边上就有8个结伴还乡的打工者，晚上12点之后，不知为什么别的乘客和我谈起大学中，情侣们亲昵的举动的时候，引出了其中一个包工头的话匣，他是在西北的高校中承包实验室排风通风设备的，对大学中年轻人的行为很有看法，于是我就无偿的听他讲了将近3个小时的感受，和他打工中的许多经历和人生感慨。
或许这样介于个人隐私与公共话题之间的主题，可以提供一个让人们沟通“生与熟”的有效途径。
继续我的访谈，由于现在距离我那次经历已经相隔和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可以详细记述的已经十分有限了。那个中年男子姓哈（一开始我通常认为姓哈的多半是穆斯林，不过他说自己是汉民），这也是在那个话题的转变之后他告诉我的，三十刚出头，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很小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问他家里有没有老人。还有一个之前提到的妹妹，嫁到外地去了。
他显然对学校里的兴趣要超过我对他放牧的兴趣，因为他每天放羊无所事事的时候，可以看到兰大的校园，同时也有一些学生象我一样上山，同样能让他对生活校园中的人们产生莫大的兴趣。在我遇到他之前的无数个岁月中，他可能已经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可是他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每天的工作，跑到学校或者找个学生来解决自己的疑惑。而我的出现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调查”的对象，当然也不排除他已经从其他的学生哪里获得了一些相关的信息，不过对于象他一样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总是有足够多的疑问来提出的。而我呢，只是随着自己的兴头，跑到山上，问一些事先没有思考或者准备的问题，在问题与问题之间也没有足够的连贯，所以在提问与回答的过程中他总是占据着主动。而我只是在他的问题的空隙中提出一些我自己的问题，在我还没来得及抛出下一个问题时，他已经事先提出了他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忽略穿着与模样，在一个非人类学背景的旁观者眼中，一定会出现“访员”与“报道人”位置的倒置。
我想总结一下他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我的学费与生活费用，我说一年5000多的学费与一个学期4000多的生活费，并没有让他有多大的惊讶，或许他已经从其他好奇的人口中得到了一个大致的答案。其次，是我刚才提到的关于“情感”的问题，他所关注的重点或许是恋爱中的人们一般思考不到的更为现实的问题，诸如，比如毕业之后的“分与合”。其三，则是多半带着他自己的感情色彩，与抱怨。他很清楚的指责学校“后勤办”这个负责处理学校与地方事务的机构，而且我也对他能具体的叫出这个部门的名字而感到吃惊。他指责“后勤办”在滥用某种特权，无论是在处理学校与地方的使用地以及用电问题上，还是对他放牧权利的影响上。为了进一步说明，他指给我看“后勤办”在山上的圈地，并且也参与放羊，目的则是给自己提供羊肉产品，并且可以不用向附近的牧人购买，对此他很是忿忿不平。而且他还告诉我，他指着山上的小屋和屋前堆放的牧草说，这个小屋就是“后勤办”雇佣的放羊人住的地方，而那堆牧草则是利用学生上山劳动背上山来的。我看了下那堆干草几乎相当那座简易的小屋的高度，而且体积也很惊人，我一个人空手上山也十分吃力，而要想象同时还要携带一捆干草，真是十分困难，所以对他的话表示了很有感触的样子。
这就是他和我谈到的主要问题，下面是我问他的一些问题。这里我一直使用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对话的形式，尽管后者看起来要原汁原味一些。一方面是我当时没有记录工具，之后也没有立即按记忆进行整理，而只是在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复述我的这些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对一些琐碎的对话，也没有必要进行复述，这样一些整体的叙述对我的思考或许更有帮助。
补充一下，我和他离近以后，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生活在很低的水平上。他穿着一双90年代初普遍流行过的旅游鞋，虽然破了很多处，不过依然是一双旅游鞋，披着一件羊绒的大衣，有些类似军大衣的样式，长度超过小腿，一个人在山上呆一整天，确实需要这样的装备，反观我自己穿的则显得十分单薄。他抽的是“兰州”，一般我的烟民朋友没钱的时候也不过是这样的生活。
我问的十分零散，当然还是从我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我问他这里附近山上象他样靠放牧收入的多不多，他回答在他的村里，也就是学校边上的村里其实还有很多，也和他相仿，白天赶羊上山吃草，傍晚下山回圈。问他放牧的范围有多大，他说也就是在附近的地区，因为不是游牧，总要到时候可以来得及赶回去，所以不能太远，以至无法回家。这比我最初想的就更加实际了。
然后我想，总是要问一下经济方面的问题，不然我的“调查”就缺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资料。他说，羊群有80多只，在夏天的时候有100多，这些时候买掉了一些，一年中到时候就会有人下乡来收购羊只，当然他也靠羊毛的收入。当我问及一只羊的价钱的时候，他也没有回避，说好的时候买的贵一些，不好的时候就便宜一些，一般是200左右一只。我替他算了下，算他有100只羊那也就有2W的家当，虽然他告诉我学校征了他家的地，一次性给了5W，而他的妻子也在学校里打杂，不过一家主要的收入还是靠他的。我的常识没有告诉我羊一年有几次发情，可以下几次崽（估计是一次），也忘记了问他，但他好象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抱悲观。对于种地和给学校干活，他流露出一些不屑，或许他更喜欢这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其他问了一些羊儿吃草的问题和绵羊，山羊产毛的常识。我的提问基本如上所说都是在回答他的问题的空隙中提出的，没有什么条理。
在我觉得气温迅速降低的时候，抬手发现已经5.30，虽然西北的时区，天色并不显的很暗，但是太阳落山之后的气温急剧下降，这比天色的变化让人更加敏感。我拉紧了衣服，他也提出要赶羊下山，于是我就随着他一同向山下走。
不过首先要走到我上山的台阶处，这势必还要翻越我来时的几个山头，而他却显得并不十分着急，时而顾及一下他的羊群，时而待小羊羔多吃几口干草。而我此时已经感到十分的寒意，说了一声先行，就急忙告别我的“调查”对象，速速寻了下山的道路，翻过山头，沿着台阶下山了。行至半山，回首眺望，那个牧人好象并没有行走多远，似在临风眺望，而羊群也懒散的散布在山路上，似乎并不急着归圈。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逞强要和他同行，不然此时早就冻僵，但话也说回来，保不齐和他同路中，有能知道一些没有发现的细节。而就因为自己畏寒而错过。
很简单的一个经历，甚至说不上一次成功的“访谈”，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准备，也没有接受任何系统的人类学训练，虽然上过一个学期的民族学调查方法，看过汪宁生的那本讲《人类学调查方法》的书，其他的理解也来源于诸如《忧郁的热带》，《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和《漂泊中的永恒》这些记述田野工作的经典民族志与田野随笔。
带着我自己的好奇，我所做的或许只是在和一个陌生人沟通的行为，和一个迷路的孩子头一次鼓起勇气向陌生人问路一样的性质。对我自己来讲只能称做一次经历，或许连“准田野”这几个字都要怀着羞愧而隐去。倘若是一个对人类学没有什么了解的人，只是怀着同我一样的好奇，估计也可能获得和我相同，或者由于过人的沟通技巧而得到超过我的信息，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强调访谈本身的问题，而是在我的这次访问中作为“主”，“客”位置的互换。在以往的人类学报告中，我们总看到的作者用第一，二，三人称来进行表述，如我在上文中所采用的第一人称。但是无论如何始终是作者的表述，与作者试图说明并且暗示的信息。当然，没有主客位置关系的田野报告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存在的。作者在进行表述的过程中，不可能放弃作为标尺的参照系，无论是用作“文化批判”的用途，还是对“中心主义”的反思。而在前一种用途中人类学资料作为“批判”参照物的用途更加明显。戏言一句，人类学有一天或许会成为类似康南海“托古改制”中的《孔子改制考》那样从异文化中寻求“合法性”的依据。
而我所强调的则是，在我的这经历中，可以看到的是，并非我，而是他，对我的“世界”，而不是他的“世界”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在这种倒置的关系中，他是他世界中的“人类学家”，而我只是他的报道人。不敢断言，我在他一天生活中演奏的插曲，是否会成为他的“世界”中的人们一个有趣的话题，并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比如影响了他对自己孩子的训导。
有时，人类学家过于强调自己工作的意义，虽然在很多的时候人类学家的工作是不可以替代的，如在《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一书中提到的，人类学家致力的“相对主义”一直是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的同盟军。但是人类学家在负责解释文化的时候，是否也在滥用这样一种解释的话语权利。随着某种责任感的加剧，恰恰导致了一种相反的文化误读。或许一次简单的对话，或者和某个报道人的一次会晤就十分有可能颠覆我们自己脆弱的想法。这种在文化解读过程中的随意性与无法检验性，一直在削弱人类学表述的权威。
而在我的访问中，我只是自己世界的一个代表，和他的世界的一个代表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沟通，由于沟通技巧的问题，我并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而只是产生了如上的一些想法。而真正的人类学或许需要我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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