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离开大学已经是第八个月了，现在，我已经完全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和心态中脱离出来（当然，并非意味着我从此不必像一个学生一样去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与新知识了）每当我经过大学门口，我都尽量避而不入。我想如果再让我坐在教室里面，我可能一分钟也无法忍受，我觉得坐在教室里听课不比在寝室里睡懒觉自在读书更有益于身心，这也许与我并不愉快的大学经历有关。我回顾我的学生时代，我没有发现一个在探索真理中给我以深刻影响的导师，相反，更多的是消极的、反面的，甚至庸俗的影响。对我而言无疑是悲哀和不幸的，至今仍然如此。我这样说，一方面暴露了我的无知，我见识的浅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的无知和鄙陋。我甚至如此极端地认为：人们告诉我的并没有我从书本上以及自身体验中获得的更多。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梭罗在他28岁时离开人们和村庄来到距离康考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在传世名著《瓦尔登湖》中写道：“我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已经30年了，但从来没有听到老人们一句有价值的话，或者什么真诚的告诫。他们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或者也没有能力告诉我这些事情。这就是生活的事实！其实，许多生活我还没有体验过，老人们尽管体验过了，但是他们的经验对我根本没有帮助。要是我自认为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我肯定会想，这个经验，即使我的老师们也没有说过呢？”对于老一辈，梭罗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作为相异的生命个体而言，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不同的，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将产生不同的感悟，别人的箴言未必是你的真理。我们的民谚里有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是多么反动迂腐的话呀！可是千百年来人们却乐于挂在嘴边，用来训诫那些跌倒的年轻人，幸灾乐祸地嘲笑他们。我至今仍然认为，在大学里，我并没有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有一种念头愈来愈强烈：大学是我人生的歧途，或者说，大学时代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又是我人生的错误抉择。我羞于提及我的学历及出身，我觉得我的教育状况与我的精神气质是格格不入的，是逆向的，我的精神对我的教育进行了一场不彻底的背叛。按我的气质，我更适宜于从事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探究，但我却选择了与之不挨边的经济类专业，我至今仍在从事着与精神探索毫不相干的工作。
从表面上看，我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安于现状，我从不在人前表露我的内在世界。我的内在冲突只有在我孤独的时候才更强烈地感受到，加倍地折磨我。我深刻地意识到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我精神力量强大的时候，我间歇性地作了自我争抗。这里之所以称之为“间歇性的”是由于我的精神力量没有大到足够对现实世界进行彻底的争抗，而常常在因现实的冷硬而败下阵来，然而我从未屈服过。在我结束接受大学教育之前，我就开始意识到大学教育在我身上的失败。我认为“接受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方式，这种教育传统是违背理性和个性的。我在作为“接受教育”的对象时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比任何一个平庸的学生更高明，而是更平庸。只有当我主动地自在地学习时，我才显现出自己的长处来。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在自传里提到在武备中学读书时有一次神学课考试，他得了1分（20分制）。他这样认为：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被动地学习某种东西，不能学习祈祷，无论怎样我也不能把祈祷和我早年对生活和永恒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在“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被动地学习某种东西”的个性上，我与别尔嘉耶夫有着相同之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令人悲哀的。这个时代的主题不是呼吁精神回归，而是经济统领一切。一切都成为经济的附庸，一切知识都是为了转换为经济利益，都是作为经济建设的手段才得以体现其价值存在。当“知识经济”、“知识就是金钱”等媚俗口号的提出，知识的光辉不再是其本身所蕴含的真理的魅力而是其背后的纸醉金迷！我亲眼见过一个党委书记，他把追求经济效益置于党务工作之上，他认为即使党务工作也只是一种“经济手段”而已。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霸权下，精神作为奢侈品而被冷冻，整个世界显得浅薄和浮躁不安。我们提出的所谓“精神文明建设”，其出发点是对这种浅薄和浮躁的拯救。然而“精神文明”缺乏深层次的丰富的内涵，只是肤浅的表面文章，甚至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我看不出它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我所接受的“现代教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进行的，“现代教育”是压抑个性和自由的、斫丧性灵的、毫无生气的。在一个盛行“集体主义”的国家，在一个追求“思想统一”的国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作为异端而加以摈弃。这里强调的是同化教育，即李敖所言的“平头式教育”，甲和乙没有区别，乙和丙没有区别，丙和丁没有区别，甲、乙、丙、丁和全国中学生没有区别，全是同一类型学生。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个性必须克服于同性。我天生不是那种具有反叛气质的人，相反地我显得很软弱，很顺从，尽管在性格中有某些不甘妥协和屈从的因素存在，但这些因素在我的少年时代对我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我在二十岁以后，我的自我意识苏醒之后，我才强烈地意识到这些。
当我回忆我的少年时代的时候，我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坦诚地叙述我的过去，谁敢保证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时完全保持着诚实的态度袒露无遗呢？揭开旧日的伤疤，向人们讲述过去种种不利于自己的事，并非每个人都做得到。在少年时代，我属于周作人自喻的“丑小鸭”一类型，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伴随我的少年时代的始终。家境的寒酸，身体的瘦小，都使我感到压抑和自卑。我很少有自信，我从不敢期望我的将来是美好的，我的人生词典里极少出现关于“未来”的字眼。相反地，那时我常常羡慕那些今天我瞧不起的人。由于自卑感的折磨，使我变得十分胆小和懦弱，我从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话，不敢开怀大笑，不敢表达内心想要的东西，而是一味压抑自己，顾影自怜的卑微地活着。记得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大约只有八、九岁的光景，我常常被班上一个同学欺负和嘲弄，长期的屈辱感使我产生一种变态的疯狂念头，我想亲手杀了他才解恨，或者等我长大了复仇。然而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这些念头只有我被巨大的屈辱感吞噬时才涌现的。当我面对那个人时我又成了强忍欺负和嘲弄的对象了。今天，我已经摆脱自卑感的困扰，我已经忘却那个曾经欺负我的小学同学的名字和容貌，在这个世界上，我已找不到这个人去报那经年的仇了，也许我已不认识他，在往后的人生旅途中再也不会遇到这个人，我把他的形象定格在不快乐的记忆深处。我的沉默寡言和忧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这使我的思想中包含有悲观主义的成分。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便开始品尝孤独的滋味了。现在，我在孤独中感悟着孤独，并且热爱着孤独。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感受到孤独，最大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我是群体的一员时的无法克制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几乎将我吞没。无论何时何地，我始终觉得我是飘荡在无际大海里的一叶孤帆，危机感自始至终伴随着我。然而，只有我孤独时我才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也只有此时我才真正地回归自我。
我较早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了，只是没有适宜的环境培育这种兴趣，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鼓舞，没有得到长辈的启迪和引导，这对于缺乏自觉意识的孩子无疑是必要的。而我的父亲自身的文化修养不具备作为一个引路人的条件，他没有意识到儿子这方面的才华，他以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是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和养家糊口，他不知道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时父亲从工友那里借来《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杨家将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父亲看书的速度极慢，于是我也便跟在父亲后面看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科书以外的书籍，我完全沉迷于武侠世界的奇迹里，我惊叹于薛仁贵惊人的饭量，艳羡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猛，以及他神奇的际遇。尽管我几乎记不起那些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来了，但当时，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却战胜了一个孩子充满幻想和多思的心灵，怀着对英雄的景仰，使他耽于烽烟四起的古代沙场中，流连忘返。那些让我至今仍怀念的甜蜜的记忆，如吉光片羽掠过我的脑际。我的这种欢乐是建立在父亲接到书的基础上的，一旦父亲不再看这样的书，我的卑微的欢乐也就因此而被剥夺了。后来父亲越来越热衷于地理风水之类的“学问”了，一生潦倒的他越来越相信“命运”了，他至今仍被“命运”愚弄着。总之，我再次看武侠小说，已经是读初中时候的事了，然而我再也找不到童年时的那种奇妙的感觉了。在读初中时，我渴望有一天成为一名作家，而此前，我没有读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初中三年级时我的一篇文章在一次比赛中获奖了，算是对我“作家梦”的回报。那时我读过许多港台武侠小说，比如金庸、卧龙生、梁羽生等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作家的小说我都看，其中我特别喜欢古龙式的简洁冷峻的语言风格。当人们称赞我的作文好的时候都以为是我好读武侠小说的缘故，其实我从武侠小说中没有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也完全不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的，然而我的作文从小学到大学都比别的同学写得好，这却是事实。我至今不敢妄想在文学这个领域有哪怕微不足道的作为，我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另一件在我脑海深处刻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的事是：大约我读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一次打“纸牌”（小时侯我们经常玩一种用纸折成正方形的“纸牌”，通常两个人或几个人一起玩，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纸牌”将对方的“纸牌”打翻算赢，反之则输。）的游戏中，我发现我赢的纸牌竟是撕掉的一本“歌书”折叠成的。于是我将“纸牌”拆开，装订还原成一本书的样子。这本“歌书”抄录的不是时下的流行歌曲，而是“山歌”，换言之，是我们苗族人的“流行歌曲”。在大人眼里，这些东西是“少儿不宜”的。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山歌”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已经显得相当陌生和疏远了，在我们那一带，像我这样的年纪的年轻人没有谁会唱“山歌”了。也许由于我到处炫耀的缘故，或者出于别的原因，我有一本“山歌”的事被我的父母知道了，父母严厉地责骂了我，最终还把我“出卖”了——将这事捅到学校里去，串通我的舅舅（当时的小学校长），在大会上，将我拎到大礼堂的台上，公开亮相（批斗），并作了“深刻的检讨”。这件事损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对“民族遗产”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一点热望，也被无情地抹杀了。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的心理感受了，想必羞愧难当，像一个“人民的罪人”，恨不得地上裂开一条缝一头钻进去。
二
回忆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人而言，或许来得太早了些。有时我想等到老了的时候再去做这件事，然而我等不及了，我心里涌现着冲动，迫使我提起笔来，我必须为过去的我做点什么，我必须再次认清自己。尽管我只是凭感觉信笔写来，尽管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敢保证，它是真实的。不足之处等我垂垂老去时再补充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的确，关于谁，关于什么，我能说：“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我能体验到，我断定它的存在。这个世界我能摸到，我也断定它的存在。我的全部学问到此为止，其余都须构筑。因为如果我试图抓住我有把握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加以确定和概括，它就成了我指间流走的水了。我可以一个一个地画出它会呈现出的各种面貌，人们给予它的各种面貌，它的教育，出身，热情或沉默，高尚或卑劣。但是，人们并不将各种面貌相加。属于我的这颗心，我永远是确定不了的。我对我之存在的确信和我试图给予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鸿沟永远填不平。我对我自己将永远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上和逻辑学上，有各种这样的真理，但又并无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我们忏悔室内的“要有道德”具有同等价值。它们流露出一种怀念，同样也流露出一种无知。这是关于一些巨大的主题的一些没有结果的游戏。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下加缪的文章，因为我喜欢。这是令我为之震撼的思想随笔。如果按加缪的意见，人具有“不可知性”的，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却被我们所了解的对象蒙骗，就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永远无法确定的”、“永远陌生的”，我们又如何认清独立意识的别人呢？如果有人说了解我或者有人看了这篇文章后宣称了解我，那他是无知的。只有承认人类的无知，我们才能更深地体会古希腊那句“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谚语。
苏格拉底从不讳言自己无知，他说：“我至少比他们知道，我明白自己是无知的，而他们总是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但这样智慧的一个人，他又说：“认识你自己。”从中我们似乎看出了某种矛盾，然而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看并不矛盾，他对无知的认识是从自我认识开始的。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因人的“不可知性”而拒绝加以认识呢？事实上人类总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加缪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绝望。我之所以在这里畅述自我，因为我对自己并不曾绝望，我想，无知总比自作聪明要自在得多。
如果说我中学时代属于被动的“接受教育”阶段，那么我的大学时代则更趋向于主动的“自我教育”阶段。我把按自己的阅读兴趣去进行“自我改造”的大量涉猎称为“自我教育”，而我的专业训练则照旧是“接受教育”的模式。“自我教育”和“接受教育”并存于我的大学生涯中，二者的冲突常常使我疲惫不堪，为之苦痛。大学时代被我称之为自我意识苏醒时期，亦称为个人的“启蒙运动”。这段时期，我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种苏醒姗姗来迟，再加上我专业选择的错误，导致我无法专心致志于我感兴趣的领域，只作为业余爱好而存在。在“自我改造”中，我知道了我的老师们不曾告诉我的许多真相，真理像夜里闪烁的星斗，在黑暗中发出迷人的幽光，我能看到白天无法看到的景象。我试图弥补我匮乏的东西，我像一个饥饿的营养不良的孩子，我想一口吞掉整个世界。我不是个早慧的人，相反，我很愚钝，我为之感到苦恼。我看到自己的种种不足，我从不认为将来有什么作为，未来使我困惑。
我不知道我会成为怎样的人，但我知道不做什么样的人。我的父母都是出身卑微的农民，他们在生活的底层体验着无数的苦难，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运”，他们相信有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支配着世界，世界按这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而运转，人必须服从它并对之顶礼膜拜。他们是“神秘论者”。具体上，他们相信风水，相信死人保佑活人，起居住行须择日，命运上天早注定之类的鬼话。然而他们的立场却是令人可疑的，他们对迷信的态度模棱两可的、含混不清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对于“神秘论”我是无法认可无法接受的，我的全部知识经验对之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我这里提到的“神秘论”区别于别尔嘉耶夫的“神秘主义”，别尔嘉耶夫的“神秘主义”是“基督的神秘主义”，他的“神秘主义”是指向上帝的世界，自由的更高于“派生世界”之外的世界。而我父母的“神秘论”是本土化的、奴役式的、中国传统的。
由于卑微的出身，使他们按照一种卑微的姿态去为人处世。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尽管孔夫子是为“君子”量身订做的，但它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我的父母正是在这种普遍意义下畏之敬之的。天命他们是相信的，大人使他们产生渺小感，至于圣人之言他们没有机会去聆听教诲。然后他们又将这些的“生命体验”灌输给自己的后代，他们认为这是作为父母的“责任”。教导他们应该相信天命，应该如何在领导面前装孙子，应该如何在人前谨言慎行……我无法抑制我内心的厌恶，我又不愿成为父母眼中的“不孝之子”，我唯一的表达是缄默。在《红楼梦》里有两句四平八稳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同样没法抑制我的厌恶感。人情世故，常常使人耗尽心思，迷惑其中，一生也走不出它无形的樊篱，“人情练达”者真正做到“世事洞明”吗？我看到的答案常常是否定的。真正“洞明”就不会去说那么多，做那么多了！我从不愿做这方面的“学问”，写这方面的“文章”，在这个领域我是个不及格者。
无可否认，我是一个苗族人，我能说一口流利的苗语，我在黔东南一个古老的苗寨里“土生土长”，我的体内流动着苗家人的血。除此之外，我身上不再找到属于苗族的东西，我的思维方式，我的知识结构，我的价值观念，我的思想意识，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民族教给的。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认为民族高于个人之上。我是苗族的一员，而非我从属于它，仅此而已。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团体、组织的自由的人。如果有人以团体、组织的名义，甚至民族的名义迫使我放弃个人的自由，我的本能反应是抗拒。苗族文化往往给人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巫术式的、远离文明的，同样也是独特的印象。作为一个苗族人，我对本民族的知识是相当匮乏的，我不愿对民族文化作过多的评论。发展的规律是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衰落，我们都可以从其身上找到符合这一规律的病因。“凡为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情愫，却是“民族感情”丰富的人难以消解的。但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具有炽热的“民族感情”的人。
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我曾有意识地向“组织”靠近，我希望有朝一日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能够戴上团徽。在一个中学生的眼里，加入“组织”是一件可称之为光荣的事，对这红色的党旗宣誓是令人陶醉和神往的。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我始终通过不了组织的“考验”，我始终是一个“团外人士”、“党外人士”。到今天，我没有为之懊悔，我甚至感到庆幸，我保全了“清白之身”。在我失去加入“组织”的兴趣之前我渴望成为一名团员，在我失去加入“组织”的兴趣之后，我拒绝做一名团员或党员。当人们问我是否是团员或党员时，我骄傲地大声地说不；当我参加工作时单位的团支部书记要求我申请入团时，我骄傲地大声地说不。当我选择自由之后，我开始对一切非自由的东西说不了，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更值得人去追求。曾经是独立工党党员的乔治．奥威尔说：“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党的标签才能保持正直。”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相信这句话了，并且我将“作家”换成“个体”来理解的。
与物质世界相比，我更关注于精神世界的变动，我一直在苦苦追寻一种使我内心得以平静的值得依赖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我的内心是荒漠，我们是失去信仰的一代，对于信仰我的态度是苛刻的，我认为它是一种精神需要，是很纯粹的不含任何功利性的。然而不幸的是我看到的常常使我感到失望，由于功利目的、虚荣心、毫无主见的盲从使人们轻而易举的放弃和出卖信仰，作为谋取现实利益的资本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卑鄙手段。信仰很少与崇高相联系，信仰成了媚俗的东西。我很难相信，眼下这个时代，有人基于信念，怀抱伟大的政治理想而入党的，而不是出于“现实需要”。由于悲观与失望，我拒绝加入任何政治团体，在我寻到真正的信仰以前，我宁愿做一个孤立的人，宁愿身处荒漠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这种死硬的个性会使我到处碰壁，但不论我面临怎样的困境，我的观点今天不会改变，以后也不会改变。我从不曾企望我能谋取一官半爵，我对政治的兴趣仅仅限于关注而不是参与。我与“官场”是格格不入的，“官场”令人败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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