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苗族都有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解放前的一部分苗族地区的苗民还信奉基督教，因此，苗族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较为复杂。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杨通儒的《解放前的苗族民间宗教》（载《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综述了各地苗族“鼓社祭”、“吃猪”、“剖果”（祭考）、“阿汪”（解簸箕）、“还泰山”等祭祖仪式以及“还傩愿”、敬“鬼”、祭“龙”、拜大树和岩石等情况。陈一石、曾文琼的《苗族原始宗教试探》、嘉农的《浅谈苗族的迷信崇拜及巫词》、岑秀文的《榕江八开苗族地区的原始宗教》等，都探讨了苗族的原始宗教问题。其中，岑文具体地调查了榕江县八开地区苗族的多种信爷，该地区苗民“万物有灵”的鬼神崇拜门类甚多，巨石、大树、深潭、涌泉都有灵，病痛有各种各机关报 鬼魂，并各有一定的祭祀内容。诸鬼之间“没有贵贱和大小之分，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各自主管着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现象。”八开苗民重视祖先拜，但追祀的亡灵一般限于已去世的父母或祖父母，不再往上追溯。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的鼓社祭（“吃鼓”）活动，有盛大的规模、形式，是隆重的节日。作者在介绍了苗族地区鬼师的宗教活动及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长期性、群众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作用以后指出：“由于原始宗教和封建迷信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党和政府对于宗教信仰和迷信活动的政策是大有区别的”，认为“把原始宗教和封建迷信混同起来或者等量齐观都是错误的。”
关于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活动情况，韦启光、岑秀文、谭佛佑等有文论及。韦文以“人间的苦难和天国的幸福”，“教会的特权与基督教的传播”，“教育、慈善事业”与“从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分析了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西南教区石川分教区苗族群众信爷基督教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来，它是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反映”。同时，帝国主义在华享有特权也有密切关系。另外，教会从抓教育入手对教徒也有很大的影响，从初中二所、完小五所，初小近六十所、还创办护士、圣经、瞽盲学校各一所，共培养小学生国千侨余名，高、初中毕业生数百人，向中央政治大学、南京神学院、华西大学等输送苗族大学生14名，对培养“一大批教会骨干和政治代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说明“黔、滇、川边区苗族信仰基督教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以及帝国主义教会策略作用的结果。”谭文认为“对于教会在我国办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该承认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有值得肯定和可以借鉴的一面”，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办学精神”、“宣扬人生平等观念”、“创苗族文字和苗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而一下子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成为“汉族同胞同苗族同胞结成友好的纽带”等等方面，应当说是有着“借鉴”或“积极作用”。
关于哲学社会思想方面，也有论文探讨，普遍认为苗族人民在保有原始宗教信仰的同时，也逐步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先后发表的论文有李廷贵的《苗族先民关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何彪、吴小平的《苗族古歌〈枫木歌〉的人类起源观初探》、田光辉、罗玉达的《苗族古歌的哲学思想初探》以及雷安平的《古代苗族哲学思想再探讨》等。李文就苗族古歌中的哲学萌芽探讨了苗族先民关于人的起源和“水的本源”的万物“始基”问题。何、吴的文章则通过对流传于贵州省雷公山麓的《枫木歌》的分析，认为苗族先民“隐约地认识了动物是自然发生和人类的自然起源的”，“人生于枫香树干”的观点“明显地保留了母系氏族的痕迹，带有人类只知其纯洁不知其父的祖先崇拜观念”，认为《枫木歌》中“包含着萌芽状态的进化论思想”，有着“人兽神共祖但人高于兽神的认识”。田、罗的文章也从《苗族古歌》探讨“云雾生最早”的宇宙观，“人能胜天地”的认识论和“枫树生榜留”的进化论，认为苗族先民立足于现实，在自然观、认识论和进化论等方面，都作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和自发辩证法的说明，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未见明确的哲学命题，但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能作出这样的概括，难能可贵。对苗族原始思维和哲学社会思想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和辩论性等特点。
6、苗族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苗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与丰富的科学知识。八十年代初，湘西《团结报》发表有《剪花、描花、绣花——谈谈湘西苗族服饰艺术》（田顺新），《试谈湘西苗族的艺术特色》（吴荣臻），《要重视苗族医药的研究》（欧志安），《苗族的花帐檐》（石兴烟、龙政权），《苗族姑娘的装饰》（吴世明），《一杂开不败的民族工艺美术之花》（自焜、世泉）等文章以后，陆续发表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文海的《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妇女服饰》、付木兰和陈宁康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蜡染》、岐从文的《贵州苗族服饰的源流及其形式美》、成恩亢的《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陈一石的《川南苗裙图案的特色》、陈黔溪的《苗乡掠影——苗族服饰浅谈》以及民族文化宫展览馆的《苗族服饰浅谈》等等。科学知识方面，多有关于苗医苗药的论文，其中有龙文玉的《苗医苗药概论》和欧志安的《论湘西苗族工医药》、《苗族医学》以及杨文化的介绍等。
苗族妇女的服饰最引人注目。苗族服饰以种类繁荣昌盛多、艳丽多彩著称于世。仅以裙子为例，从长裙到短裙甚至超短裙，几乎包含着多种类型和多种尺寸。1982年6月在贵阳举办过《贵州苗族服饰展览》，1984年4月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苗族服饰展览》，展出苗族服饰76套，共600多件。根据苗服款式和苗语方言的划分，将展出服饰分成湘西、黔东、黔中南、川黔滇和海南五个类型，每个型又成若干式。湘西型由于与汉族文化交往较密，传统服饰已有很大的变化，妇女穿的基本上是无领右大襟上衣和宽腿长裤，有很长的头帕盘于头上呈圆筒形，上衣绣花多，盛装银饰多。雷公山上的女裙，长仅盈尺，短的五寸。黔中南型兼有东、西方言区的特点，妇女上衣多缀有后披领及“背帕”（背带）等，花纹较光，下着青色百褶裙或蜡染花裙。川黔滇型横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四省区，服饰色调较浅，女裙多以蜡染麻布绣花，花纹十分讲究，有严肃的主题、意境，但银饰较少，各地妇女的服饰也有地区性的差异。海南型大都头系挑花蜡染头帕，上着过膝蜡染右襟长衣，下着蜡染白花系裙。苗族服饰的精美多样，为中外观众所赞叹。根据展览资料编印的大型彩色画册《中国苗族服饰》，为研究苗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苗族民间的科学知识，包括生产、生活、工具、药物等方面，其中，对苗医苗药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欧志安的论文介绍了苗医中的“三十六症七十二疾”，指出苗医在内、外、儿、妇等科都有自己的认识，注意环境、饮水、食品和个人卫生，也注意对疾病、传染病的预防。对于气功、针灸、正骨、热敷、熏蒸、体育等之益于健康，早有运用。欧文对苗药的命名、炮制、剂型、处方等也作了介绍。苗药以晒干为主；外用以鲜品生药应急，服用则以生药、干药兼之。药理识别有一定的口诀。对植物的根、茎、叶、花等有不同的鉴别和称谓。苗医诊断采取看望、号脉、问诊、触摸等方法，自成体系。苗医已形成独立的医学派别，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宝库。
7、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正东山再起并进入实用阶段
解放以来，对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有过大起大落。五十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办过苗语班，为改造老苗文、创制新苗文作准备。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组织的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第二队，负责苗瑶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十月，在贵阳召开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三种方言苗文），改革了威宁石门坎地区的老苗文，分别试验推行。1958年1月，又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苗文方案。同时，在中央、贵州等民族院校开办了苗语专业本科班、专修班和培训班，培养了一批苗语专业人才。可以说，五十年代是苗族语言文字研究和应用的兴旺时期。马学良、邰昌厚、王辅世、张永祥、陈其光、李永燧、陈克炯、潘元恩、罗安源、曹翠云、易先培、应琳、何日征、爱卿、乐赛月、王春德、王德光、李壁生、石如今、张济民、莫启明、杨文瑞、夏勇良等行后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民族语文工作被取消了，苗文学者大部分改行，新创苗文基本束之高阁，只有老苗文在群众中沿用如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拔乱反正，“民族政策又回来了。”所以八十年代开始苗文又被研究与应用，各种论著大量发表，作者有马学良、王辅世、今旦、张永祥、王春德、鲜松奎、田逢春、吴平、李炳泽等。今旦同志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多方调查以后，认为苗族聚居地区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低，主要原因是语言障碍，汉字难学，提出双语教学，以母语促进汉语的提高；运用对比方法，使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的异同；改革教材，编出一套以苗语为母语、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彼此配套的教材，由试点到普及。试行结果，对苗族小学生语文的提高帮助很大。
目前，关于苗语的系属、苗语的方言土语的划分、苗语方言土语与各地苗族历史、民族学、民俗学的综合研究，还在继续探讨之中。苗族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前途。
8、民间文学在广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专题评论
苗族的民间文字蕴藏丰富，绮丽多彩。八十年代以来，公开出版了《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民间故事选》、《苗族古老话》、（选译）等等，影响深远。搜集整理、散见于各种刊物的民歌、民谣、故事和传说，为数很多，很受读者欢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已印行六十多集，其中三分之一是苗族民间文学资料，很有价值。另外，各有关州、县民委和文化馆也陆续铅印苗族民间文学资料。发掘、搜集、整理的工作正在普及与深入，并形成了一支民间文学工作者队伍。
苗族民间文学具有健康、感人的内容，肖甘牛整理的《灯花》在日本引起巨大的反响，鼓舞了丧失生活勇气、欲望自尽的妇女，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之间的佳话。
关于研究外国语民间文学的文章，近年来比较多，其中，马学良的《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钟裴的《试谈苗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潘定智的《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李廷贵和果酒素的《苗族古代文学》以及王冶新、李德明、熊冬华等同志的论文，对于苗族民间文学的内容、特点和意义进行了分析。苗族民间故事中“反江山”、“阿方”等机智人物，是苗族人民智慧的光彩夺目的形象；对英雄人物如起义领袖张秀眉、杨大六、吴八月、石柳邓等光辉业迹的广泛传颂，表现了苗族人民追求光明、向往自由、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也体现了苗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歌颂英雄的诗篇成为民间教育的传统教材。
苗族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使这块瑰丽园地放出芬芳异彩，必将进一步丰富我国乃至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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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个方面仅是苗族研究的主要收获之大概，而且只是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国外对于苗族的研究也进展很快，日本、美国、法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中，都有关于苗族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发表，目前，仍有不少外国朋友要求到苗族地区考察，有关情况，我们将另文介绍。
本文系在我们编写《苗族研究概述》一文的基础上压缩而成，挂一漏万，评述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苗族研究概述》将在刊物上另行发表，请读者参考。
1987年4月3日
再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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