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苗文产生之后，人们根据苗族喜欢唱歌的传统，编唱新的歌曲，用苗文记录流传。这些歌曲作品真正体现了“诗歌”的特征。这一现象是苗语书面文学的产生的机制，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
什么是“书面文学”？这好象是不用提出的问题。但是，编写传唱的歌曲是否是书面文学呢？我想，大家谁也不会否认这样的基础看法：书面文学区别于口头文学的特征是使用文字、大家都知道作品创作者的名字。至于是否公开出版，甚至出版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条件。而编写的歌曲的发表主要是看是否在社会上传唱，而不是看是否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因此，我们把《苗族歌曲选编》中的作品看作是苗语书面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苗族歌曲选编》（Ab Hmaob Shangb Ngoux Said Saot）（杨忠信、杨亚东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主要收集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苗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歌曲外，还收录了毗邻的安顺地区、云南昭通、东川、曲靖、昆明、楚雄等地传唱的歌曲。这些地方属于滇东北苗语地区。选编的歌曲分别以“历史叙事”、“艰难历程”、“自尊自强”、“唤醒民众”、“怀古颂今”、“民俗风情”、“乐器曲调”和“翻译歌曲”8部分收录195首歌曲。除了翻译部分，其他主要是新编唱的新歌，其次才是传统民歌。翻译的歌曲从40年代就已经开始，如《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毕业歌》等。
《苗族歌曲选编》中的作品除了少量的传统民歌部分之外，其他部分都是在这个方言的文字产生之后出现的。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为翻译圣经的需要，吸取了克里字母（Cree）、拉丁字母和英文字母，设计出了一套用来拼写苗语滇东北方言的文字。因为它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的独特，一般称之为“波拉文字”（Pollard Script），中国则一般称之为“柏格理苗文”。它的特点是一个音节由大小两个字母构成，大字母表示声母，小字母表示韵母和声调，由小字母分布在大字母的不同位置来表示苗语的6个声调。这套字母出现之后，首先用于圣经的翻译和宗教问答。然后出现在教会学校和用于扫盲的苗语课本。大约在3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用于传统歌谣的记录，抗日歌曲的翻译和其他知识分子创作歌曲。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选编本所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新苗文，而不是柏格理设计的那种文字，因为印刷不方便。目前还不清楚，在这个方言区，最早编唱的苗歌是哪一首，或者是大量编唱的新苗歌出现在什么时候。而《苗族歌曲选编》出现在2000年，看来不是编辑者的故意安排，而是无意中对20世纪这个方言的苗语书面文学的很好总结。
中作品大多配有汉语译文，而且越是后期创作的作品，是谁作的词、谁词曲方面比较明确，而创作于早期的作品，有的是谁编曲都不清楚了，如《伤心歌》是“李正明苗文词，佚名曲，杨忠诚收集，杨忠信译文”；而《栖身诺地》则是“杨忠信词，吴明耀曲，杨德友译歌词大意”，说明在创作出来之后一直是以苗语传唱；甚至《苗家建校读书记事歌》是“张有才词曲，李明回忆唱，杨忠义记录，杨忠信译汉文”，看来是人们知道是张有才词曲，但是具体的词曲已经不太清楚，还需要“回忆”，是根据传唱下来的歌曲进行回忆；而《苗家历史叙事歌》是“韩绍纲词曲，杨体耀收集、杨友德译编”，知道是韩绍纲词曲，但是已经没有把原来的稿子保存下来，还需要后来人去收集。当然，也许有人问：这些能说明它们是“书面文学”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随便把苗族其他地方的苗语书面文学作一个简要概述。我们曾经把清末民初湘西苗族秀才石板塘（1863—1928）为了编创苗歌而借鉴汉字的结构特点创制方块苗文（“板塘苗文”），并创作苗歌，使苗语诗歌书面化的事迹称之为“现代苗语书面文学的奇葩”（《板塘苗歌：现代苗语书面文学奇葩》，四川《民族》1996年第6期）。民间把他称为“歌圣”。石板塘还编写了一部《苗文字典》。他的创作取材除了苗族生活和传说之外，还来自汉语文经典和小说，如提倡民族平等的《平等歌》、歌颂苗族人的《苗族名人歌》、提高苗族自信心的《祖先歌》等，以及《劝歌》（12套）、《男耕女织歌》、《太阳山》、《青冈树》，取材于古代小说的《开辟演义歌》、《三国演义歌》等。
他的创作后来（1992）由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刘自齐、赵丽明翻译选注，以《板塘苗歌》为题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书中选录了石板塘用苗语文创作的11首诗歌。石板塘的作品原为自己仿造汉字设计的“板塘苗文”，选译本转写为拉丁字母苗文。从时间上来说，板塘的苗文创制和苗语新歌编唱实践是开20世纪苗语书面文学的先河，只是由于苗语方言的差异和时代的局限，他的创作对其他方言区苗语文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的精神对当地的文人还是多多少少产生作用，即用“板塘式的苗文”记录苗族歌谣，每一个认识汉字的人用哪一个汉字来记写苗语或者随意造出一个字，完全由自己，自己写自己认识。
在黔东南，建国初期就有许多人编唱了歌颂解放的新歌。1956年有关部门为黔东苗语设计了拉丁字母文字，有些新歌被用汉字或新文字记录下来，如著名歌手阿泡的歌和唐春芳编唱的歌。进入80年代，黔东南苗族地区为配合推行苗文，各地的油印苗文刊物上除了刊登记录下来的传统歌谣之外，还发表了许多署名的新歌。198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Hveb Jax Hveb Lil（苗族歌谣选）中选登了从50 年代以来出现的13首新歌。在个人创作方面，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唐春芳，2000年他的作品以《苗歌选》为题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选录了作者自1950-1996年用苗语文创作的诗歌20首，其中的《伉俪情》为长诗。1999年贵州少数民族双语长诗集《追太阳》（贵州民族出版社）中收录有罗兴贵（川黔滇方言）的《还生情》、龙卫和吴德坤的《蓓乜》（Pik Nix）两首长诗。龙卫是黔东南苗族地区用苗语文创作长诗（尤其是爱情悲剧长诗）成绩较为突出的年轻人，1982年他曾把自己创作的爱情长诗Gangb Nil ghab Vangx Niongl（岗妮嘎养嵘）作为民间文学作品发表在贵州《民间文学资料》（53集），害得人们为发现个性风格如此突出的民间作品而高兴了一阵。后来他还和其他人合作，创作了爱情长诗Ad Bangx Xangb（榜香姑娘）（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在以上介绍的苗语诗歌创作作品中，滇东北的完全可以唱，唐春芳的部分短歌和石板塘的作品也都可以唱。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些新编的苗歌为什么属于“书面文学”范畴的问题。
第一．它们是有作者的作品。在历史上产生的现在看作是无名氏之作的歌曲，其实是有“作者”的，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在当代，有些新民歌的作者也是明确的，比如贵州雷山县老歌手唐德海，他曾是一个巫师，后来当雷山县文化馆馆长。他掌握许多传统歌谣，因为他的名声，他编唱的许多新民歌在流传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是“唐德海的歌”。类似他这样的身份和所编唱的“新民歌”是否属于“书面文学”范畴还有待讨论。因为他的歌虽然被用苗文记录下来，但是不是他自己亲自写下来的，也许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作者的地方。
第二．它们都是被用苗文记录下来。看来还必须是自己写下来的，在没有文字的时候，一个人新编出来歌很可能在流传之后就不属于自己。在有文字的时候，没有掌握文字的人我们很难说他们与“书面文学”发生联系。
第三．至于因为它们是可以唱的“歌曲”，我想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被排斥在“文学”甚至是“书面文学”之外。在中国，我们暂且以汉族的“诗歌”、“诗”和“歌”来作为对比加以讨论。我们还不清楚汉语的“诗歌”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不入乐的，至少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入乐的，之前的诗经、楚辞、乐府、南北朝民歌则更不用说。似乎是现代白话文诗歌创作没有考虑是否入乐问题，而现代的律诗也随之放弃入乐的机会，它们除了有被“朗诵”的机会之外，大不分可能只是被作者自己“默读”。
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一点主要针对汉族来说的，而对于少数民族，一般则说是一个“歌的海洋”。因为汉族的习俗中没有孕育出像其他少数民族那样体裁、功能丰富的歌谣，比如说酒歌、情歌、叙事长诗、史诗等等。在汉族文人的传统观念中，民歌的地位是很低的，至今，歌曲这种完全保留了传统汉族“诗歌”特点的作品还被拒绝在文学的殿堂之外，尽管诗人们的作品没有歌曲那么流行和被传播。也许在汉族文化中，“诗”的数量就已经不可胜数，似乎没有必要在流传的歌曲中来寻找“文学”了。但是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诗”都写得好，而也并不是所有的歌词都写得不好。它们之间都有各自的精华部分。我们不是经常看到，许多很好的诗、词被谱写成歌来传唱了吗？如毛泽东的诗词，甚至如宋代岳飞的《满江红》之类。
这些歌曲一方面在社会上传唱——发表和传播，具有民间文学的口头流传特征。同时，它们还有创作初始时的文字文本在跨越时间和空间上的流传，具有书面文学的特点，能够保证它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我们把它们当作“书面文学”来对待，其实也承认它们与一般意义上的书面文学有些差异。即使就是在现代的中国，许多古代的诗词的流传也是借助口头文学传统，许多短小的诗词被人们从书本上背诵下来的，然后就存在与人们的记忆中，然后有可能就依靠一些人的口头传授流传下去，虽然这些诗词在现代已经不需要入乐了。这些诗词在跨越时间流传上，也走两条路线——书面流传和口头流传。
20世纪苗语书面文学为什么独衷于歌曲呢？当然首先是与苗族人民喜欢唱歌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一旦有了文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记录传统歌谣，进而创作可以唱述的“诗歌”。只有这样，这些作品在被人们接受和欣赏，而不是首先去创作什么小说、散文、戏剧之类的作品。其次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出版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诗歌被传唱就是被发表和出版，作者想到的首先是这个，而不是要向什么杂志投稿。在苗族传统社会中，年轻人依靠情歌来传情，老年人在喜庆场合有仪式歌、酒歌的唱述等等。尤其是在接受基督教的滇东北方言区，信教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传统歌唱活动受到压抑，但是教堂的歌咏队的唱颂活动弥补了压制传统歌唱活动的不足。而进入20年代，人们深感传统文化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开始记录和传唱传统歌谣。这些活动对于受过教育的苗族知识分子在编歌、谱曲上的训练是用效果的。
知识分子通过编唱歌曲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除了出版条件和“读者”的稀缺等因素之外，歌曲的形式是当时社会、文化上的“读者”能够接受的主要文学方式。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族语书面文学的产生，大多也是先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这些民族的一些诗人同时还可以称为歌手。有的民族的书面文学在发生的初期也有其他文学样式，但是诗歌的成就还是最大。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的产生，自然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吸取传统（口头）文学的营养，甚至是在把口头文学书面化之后，才出现创作的书面文学，才能谈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学。在传统的口头文学中，歌谣是最能体现语言艺术的部分，也许它还因为可以传唱的缘故。
黔东南苗族地区出版了几本苗文诗歌，似乎可以完全肯定是“苗语书面文学”，而之前的其他地区的有作者的新编歌曲，也应该属于“苗语书面文学”，它们正是继承了苗族的好歌传统，从传统歌谣的土壤里滋生出来的新文学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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