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史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证明，现在的印度阿萨姆（Asam）到中国的云南，是亚洲稻（Oryza sativa）的起源地，从这里出发，稻子向西、向南、向东传播。但是那时的稻子还只是旱作的陆稻，其地位与其他杂谷相当，而不是后来的水稻。当这种稻子传入长江流域尤其是其下游之后，才在当地气候、土壤的影响下，当地人慢慢培育出水稻，也才开始了严格意义上的“稻作文化”。这样的稻作文化再从这里向四周传播[1]。早期的旱稻传播是建立在刀耕火种方式的耕作制度和文化，这种情况下传播的旱稻给接受旱稻的民族的文化很少带来影响。而水稻的文化则涉及到定居和水田、灌溉等一系列文化因素。稻作文化的传播，在传播所经地区的民族，作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其语言中以借词的形式借入了关于“稻子”的词汇。
1．壮侗语的“稻子”
都说早期居住在长江下游从事稻作文化的人是今天壮侗语民族的先民（“越”），居住在长江下游的壮侗语先民后来主要是融合到汉族中去了。现在南方壮侗语的“稻子”一词（*khau）自成一个系统，广泛分布在今天的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诸国使用壮侗语的地区，这里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2]。根据游汝杰的观点，汉语的“禾”来自壮侗语的*khau。但是游的这个观点解释不了周围其他民族语言中“稻子”一词与*khau没有关系这样的问题。幸好李锦芳后来指出，壮侗语的*khau可能来自汉语的“禾”，而早期壮侗的语的“稻子”应该是保留在仡央语群中的*pra：t，与beras是一个系统[3]。如果说壮侗语先民较早地开始了水稻文化，那么后来它的后裔为什么丢失了“稻子”一词，反而从接触水稻较晚的汉族那里借来“禾”字，确实是一个谜。也许早壮侗语民族之前，还有另外的民族更早的从事水稻耕作农业，而壮侗语民族是从这个民族那里吸收了这一文化的。
1．“稻子”往西传播到苗瑶语再进入藏缅语
长江中游的古代居民中，比较有把握地说，苗瑶语民族先民是其中的一部分。苗谣语民族先民分布的地区正好是东有壮侗语（或者是白保罗所说的“澳台语”）民族先民，西有藏缅语民族先民，南有南亚语民族（“越”）先民[4]。换句话说，苗瑶语民族的先民很早就参与了中国稻作文化的工作，但是看来不是最早的从事水稻作业的集团。因为在他们的分布（主要在长江中游）和稻作的考古材料的分布（长江下游）来看，苗瑶语民族的先民只是比较早就接触并吸收了稻作文化。古代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居住着“三苗”集团，苗瑶语民族的祖先多多少少与三苗是有关系的。
藏缅语民族接触的稻子是后来的事。藏缅语民族的先民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氐”。史书上有氐族和三苗的接触记载，如《舜典》中“窜三苗于三危”，即三苗中的一部分人被迁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地区，这里是后来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盘瓠崇拜是以苗瑶语民族中的瑶族和畲族为特特征[5]。当水稻文化从长江下游向西传播的时候，苗瑶语正好是一个中介。
苗瑶语各语言的“稻子”读音如：养蒿na2（苗语黔东方言）、吉卫nou2（苗语湘西方言）、先进mple2（苗语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石门ndlHi2(苗语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青岩mpla2（苗语川黔滇方言贵阳次方言）、高坡mplae2（苗语川黔滇方言惠说次方言）、宗地mplae2（苗语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七百弄ntle2（布努语东努方言）、瑶里mjuC22（布努语包诺方言）、文界mpHjo2（巴亨语）、长垌mpla2（炯奈语）、多祝pja2（畲语）、江底bjau2（勉语勉方言广滇土语）、湘江bau2（勉语勉方言湘南土语）、罗香blau2（勉语勉方言罗香土语）、长坪blau2（勉语勉方言长坪土语）、墚子blau2（勉语金门方言）、览金blau2（勉语金门方言）、东山blau2（勉语标敏方言）、三江plC u2（勉语表敏方言）、大坪bjau2(勉域藻敏方言)。根据这些形式，王辅世和毛宗武[6]对苗瑶语“稻子”的古音构拟为*mblau。
藏缅语民族自古不是以农业尤其是水稻农业为主，这些民族的语言中关于“稻”的词汇应该是周围民族语言的借词，那么是不是从邻居印度的梵语（vrihi）或其他语言借呢？没有人这样认为。我们认为也不是，而是从苗瑶语中借去的。藏缅语族语言里的“稻子”的读音看上去非常复杂[7]：藏语书面语 Hbras（mbras）、巴塘藏语ndRE55、夏河藏语ndRe 、阿力克藏语mdRi、九龙普米语mdRe35、嘉戎语mbrAs、道孚语mdRe、却域语mdRiE13、扎坝语mdRe13、木雅语ndRue53、贵琼语dC35、吕苏语dzae355、阿侬怒语dJi31、博嘎尔珞巴语a mM、喜德彝语tShou33、墨江哈尼语tShE55、基诺语a44mE44、嘎卓语tshE33。其中嘉戎语的形式mbrA s看来是最符合藏缅语“稻子”的早期读音。关于藏语的 “稻子”、“稻米”一词，马伯乐等人认为与“谷壳”即与bMras有关系，而白保罗处于否定汉藏与和壮侗语之间的关系，说是它有一个较一般意义的“果实”（bras-bu），是来自藏缅语词根*ras的一个带前缀b-的典型形式[8]。
藏文的“稻子”一词转写为拉丁字母的时候有a-bras、’bras或 Hbras等形式，问题出在对“小a”在藏文中的音值有不同看法。现在一般构拟为[ a/H ]，但是张蓓蒂和张琨[9]指出作为前缀的“小a”可能代表鼻冠音*N-，按照传统的习惯，双唇塞音声的鼻冠音应该是m-。换句话说，藏文的“稻子”可以转写为mbras。从藏缅语的其他语言来看是可以这么转写，甚至从稻作文化的传播来看更应该这样转写。古苗瑶语“稻子”的这个构拟形式中的鼻冠音正好可以解释藏文中的“小a”以及张琨先等人主张“小a”有一部分是鼻冠音的观点。
随便提一下，英语的rice（稻）怎么来的呢？一种观点认为是来自梵语vrihi，另外一种观点是来自哥特语（Gothic）的hrisjan的变化。而一般认为摩尔人（Moors）在8世纪占领西班牙的时候带去了稻子，之后西班牙人才在15世纪带到意大利。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同意这样的假设：希腊语的oriza（水稻）是通过假想的伊朗语briz而从梵文的vrihi派生而来。同时，都否认不了这样的假设：是阿拉伯人把水稻的种植方法传到西西里和西班牙的。而意大利则从土耳其、埃及或者是里海西南的吉兰得到水稻种子。有人认为，《阿吠陀》中的人没有提到水稻，所谓梵文的vrihi可能起源于印度--斯基泰文。印度和印度河文明中最古老的农作物可能是大麦（青稞），而水稻是印度在公元前后通过海路和陆路获得的[10]。我们觉得，如果伊朗语的briz和梵文的vrihi是随水稻的传播而借“稻子”的话，那么是从什么语言借入的呢？因为在水稻起源地和伊朗、印度之间有许多民族分布，而且briz/vrihi与汉语中关于水稻的词汇（“稻”、“籼”、“糯”、“粳”、“禾毛”、“禾余”等）读音都相差很远。在这里，藏语的mbras（稻米）值得注意，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中介，而它来源于更靠东部的其他语言，那就是向苗瑶语提供*mblau、向南岛语提供beras和向壮侗语提供*pra:t的一种可能已经消失了的，分布在长江下游一带的语言。
2．“稻子”向东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是从中国长江下游传出去的，“稻子”一词，日语（ine/ina）和朝鲜语（pjM）看来与壮侗语（*khau）没有关系，与汉语中许多表示稻子的词也没有关系,而是属于*beras/*mblau/*pra:t系统。日本学者根据日语的ine/ina，在东南亚的许多语言寻找与日语相近的痕迹，不过他们注意的是一系列以n-为开头的音节词汇，尽管这写词汇的意思指的是“糯米”[11]，如：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南洋诸岛 | 中国江南 | 日本和韩国 |
| nivara | nep.lua-nep | numai | nwän | ni,na-rak |
| nellu | lua-nui | bini | ni,ne | |
| neh | niu | bene,wene | nun,nua,nuo | nni,in |
| nilomot | khao-nieu | bani,banih | ni,ini | |
| srau-damnop | wanat | inuan | ||
| pinge, pinze | zinuan | |||
| pine | ||||
| niop | ane,anel | |||
| nian | onep | |||
| ba-nan | ino | |||
| kao-nyo | keneya |
不过从苗瑶语的材料来看，既然象黔东苗语的na2 和湘苗语的nou2的古代形式与*mblau有关系，那么我们觉得日语的ine/ina来源于*mbalu或*bMras相近的古音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一种可能是“稻子”一词的古音在大陆完成了复辅音的变化，然后再进入日本；另外一种可能则是进入日本之后再变为ine的相近形式。因为日语也有一种简化多音节词的现象，如从中国吸收地支系统的时候，出于对应汉语的单音节性，古代把netsumi(老鼠)简化为ne(子)、把usagi（兔子）简化为u(卯)、把inoshishi(野猪)简化为i(亥)，现代又把英语的air condition取前面简化为eakon(air con-.空调)，把dynamite取后面简化为maito（炸药）等等。古苗瑶语*blau在现代各语言、方言的变化：
| 苗语(黔东) | 苗语(湘西) | 苗语（川黔滇） | 瑶语(长坪) | 布努语 | 畲语 | |
| 稻子 | na2 | nou2 | mple2 | blau2 | ntle2 | pja2 |
| 叶子 | nou2 | nu2 | mploNG2 | no:m2 | ntlaNG2 | pjC2 |
| 舌头 | nji8 | mja8 | mplai8 | blet8 | ntla8 | pji8 |
朝鲜语的pj 与畲语的pja2，瑶语的bjau2和闽语[12]的bue2则更相近，我们不是说朝鲜语直接从苗瑶语借去“稻子”一词，而是说朝鲜语的pjM的古代形式有近于古苗瑶语的*mblau，壮侗语的*pra:t和印尼语的*bMras。
3．“稻子”向南传播到台湾、印尼一带
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带的语言中的“稻”“米”的形式与苗瑶语的*mblau、壮侗语的*pra：t、闽语的bue2等相关的如：“米”台湾sedeq语雾社方言的beras、布嫩语的las/vula、阿眉语的vurats、菲律宾他嘉禄语的bigas、 pangasinan语的belas、 manobo语的 behas等等。但是这也不是说这些都是来自苗瑶语，而是说苗瑶语的*mblau与它们的古代形式都是有相同的来源，如果我们相信波利尼西亚语（或南岛语）先民也曾在中国南访沿海地区生活过，后来才下海去的的话。张光直教授从考古角度对此有论述，芮逸夫先生从民俗、物质文化方面也有论述。
从印度尼西亚语及其周围的语言、藏语来看，“稻子”一词古代有-s尾，到了苗瑶语中则消失了。潘悟云为此特构拟出古苗瑶语的“稻”为*mblal[13]。其实没有必要构拟出韵尾-l，只要承认它进入苗瑶语的时候，或者说是进入苗瑶语之后脱落了就行了。“稻子”既然是一个借词，进入的时候语言上受到调整是自然的。
Edwin H. Tuttle在《达罗毗图语的“稻子”*wrighia》说爪哇语的pari来自*wrighia的前一个部分wri-，而缅甸语的chan来自*wrighia的后一部分ghia[14]。我们没有找到原文，我们想这个观点仍然是以“稻子”从印度向东传播为背景的，我们还不知道作者如何解释更多的语音细节。
根据苗瑶语*mblau在现代各语言和方言的演变，尤其是在黔东苗语的形式na2，畲语中的pja2和瑶语中的blau2/bjau2，使我们相信日语的ine/ina和朝鲜语的pjM以及汉语闽方言（福建大田话中的bue2）早期形式与bMras/*mblau系统的词汇有关系。换句话说，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稻作文化，向四周传播的时候，向东传入朝鲜和日本，向南传稻中国南部，甚至东南亚，向西则传到使用苗瑶语的民族的先民居住的地区（长江中游），然后以苗瑶语为中介进而藏缅语地区，因此我们认为藏缅语的“稻子” 早期读音近似今天嘉戎语的读音mbr s，而藏文的“稻子”应该转写为mbras。
[1]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1984），刘愚山译，张正军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152页。
[3]李锦芳，《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语言学新证》，《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
[4]罗杰瑞和梅祖林有一篇论文（《古代中国南部的南亚语：某些词汇证据》，Monumenta Serica 32,1976）详细讨论中国南部的南亚语问题，笔者还没有找到，但是罗在《汉语概说》（汉语译文已由语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提到一些例子。
[5]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6]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7]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8]白保罗（P. K. Benedict），《澳--泰语研究：3.澳--泰语和汉语》（1975），罗美珍译，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8），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87年。
[9]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Tibetan Prenasalized innitials,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2，1977。
[10]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和波斯文化交流史》第三编“丝绸之路和中国的物质文明的西传”（1983年），耿（升）译，中华书局，1993年。
[11]柳田国男、安藤广太郎、盛永俊太郎，《稻的日本史· 稻和语言》，筑摩书房，1968年。
[12]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13]潘悟云，《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一个更大的语言联盟》，《云南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
[14]Edwin H. Tuttle，Dravidian*wrighia “ric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47 no.3,1927.我们没有找到原文，其观点转引柳田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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