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作者:孙保全    来源:中国民族报    时间:2015-12-11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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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疆区域,往往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所以又被称为“边疆民族地区”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中原王朝习惯以“华夷之辨”的文化范式来划分疆域,视边疆为异族统治下的蛮荒之地,并采取“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思路加以治理,所形成的边疆形态不仅是异质性的也是碎片化的。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进程的开启和推进,开始不断摸索对异质性边疆的整合机制,边疆形态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向整体化的转变。

“一国一族”话语下对边疆的排斥

晚清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和诱导下,中国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然而此时国人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并不透彻,甚至误以为民族国家就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一国一族”之说由此风行一时。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用以指代“黄族”或“华夏族”亦即汉族。这样的民族话语迎合了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所谓“合同种,异异种”建立汉人民族国家的观念甚嚣尘上。为动员汉族的民族主义,革命派不惜重构和宣传“黄帝子孙”概念,祭起了祖先崇拜的大旗,力图打造汉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狭隘的种族革命必然引申出解构国家疆域的逻辑。在“一国一族”话语体系导引下,中国社会兴起了以“内地十八省”为领土范围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热潮。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就打起了“十八星旗”,寓意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领土诉求,显然是将边疆地区排除在外了,从而加剧了边疆形态的碎片化趋势。当时边疆地区的王公贵族表现出这样的焦虑:“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集中表现出“一国一族”话语带来的负面效应。

“五族共和”话语下对边疆的维系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由君主立宪制转向了共和制轨道。随着皇权体制的瓦解,连结在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了,广大边疆不但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而且还呈现出分裂主义态势。在此背景下,“五族共和”开始取代“一国一族”,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年,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被临时参议院确立为国旗,表明这一政治理念已成共识。此后,“五族共和”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洋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内涵也由单个汉族转变为五大民族的联合。相对于“一国一族”,“五族共和”话语显然更有利于疆域整合和边疆维系。此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边疆各族民众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新疆成立了“五族共进会”,表示要“同造共和幸福”,蒙古、西藏的上层人士也表达出“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尽管如此,“五族共和”仍旧不能准确表达中华民族的内涵,所起到的边疆整合作用也较为有限。一方面,正如孙中山所言:“我们国内何止五族”,五族之说显然同中国实际不符;另一方面,把“五族”视为“共和”主体,强调了五大民族的政治独立性,淡化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族体性质,由此整合而成的疆域构造仍旧是碎片式的。

“一元论”话语下对边疆的同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与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理论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孙中山等人意识到,“五族共和”提法难以抵制“民族自决”给中国边疆地区带来的冲击,因此开始鼓吹一元化的“国族主义”。由于受到美国的启发,孙中山认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试图构建“同化论”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被逼入亡国灭种的险境。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利用“民族自决”口号,炮制出“满洲国”等概念,妄图蛊惑边疆地区的分裂主义进而分解中国。这样一来,“五族共和”话语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面对这样的形势,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由此掀起了一场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大论战。随后,蒋介石提出了“宗族”理论,认为国内各民族同宗同源,皆为中华民族之“宗支”,“中华民族一元论”从此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阐释中国民族问题的一致口径。此种话语体系恰似一把双刃剑,对边疆整合起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强调只有中华民族是“民族”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西方“民族自决”思潮的挑战,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但是,否定“满、蒙、回、藏”为“民族”的做法,又激起了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精英的极大不满,在政治心理层面强化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力。

“多元一体”话语下对边疆的统合

与国民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一元化”价值取向不同,中国共产党一贯承认国内各个民族的“多元”地位,同时也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特征。早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就曾专门撰文严厉批判了国民政府的“宗族”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思想。从实践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广和健全,以及民族识别工作的完成,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的“结构性”特征已经成为现实。从理论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争鸣明确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话语体系。第一次争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先是以“汉民族形成问题”为导火索,后引发了学界关于将历史上各民族群体称为“部族”还是“民族”问题的激烈争论,最终以统一使用“民族”概念作为定论;第二次争论围绕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并聚焦于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的问题。在这次争论中,尽管各方观点有所差异但无不赞同“多元一体”的提法。

相对于历史上的“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一元论”,“多元一体”话语更具综合性和平衡性,既强调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特性,也对国内各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予以承认。在此话语体系下,当代中国对于边疆地区的统合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并设立自治机关,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边疆地方与国家整体的无缝对接;二是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普遍成立与内地同一化的地方政府,从政治形态上来看,这些区域的“边疆”属性已经逐渐淡化,并正在与内地融为一体。当然,“多元一体”话语体系也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话语体系作了深刻解读:“中华民族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并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从中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总体框架下,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建设与边疆地方的整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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