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长效机制战略研究

作者:    来源:中国网    时间:2015-12-21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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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国人口大流动,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走出家乡涌向非民族地区的城市谋求生存与发展,特别是聚居在云南、广西、四川、青海、西藏、甘肃、新疆等地大批原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牧民少数民族群体跨入经济发达的北上广、珠三角、长三角各城市,入城少数民族人员对城市管理的不适应与城市政府未做好相应准备的同时存在,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特别是面对带有国际性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体,一旦政府对涉穆斯林群体的纠纷处置不当或发生违法处置问题,就有可能演化成世界性的声援活动,这对于我国既不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特别是不熟悉穆斯林特有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又不了解涉少数民族纠纷特点的城市无疑是巨大难题。由于少数民族流入新的城市对新环境不适应、不清楚、不了解甚至不认知,这些年来,流入地城市发生的涉少数民族纠纷和矛盾有不断扩大趋势,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城市政府对民族宗教工作的“恐慌症”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来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维护和保障的效果,不和谐的社会关系大有蔓延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作为非民族地区,迎来了来自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40多万少数民族群体来莞创业、发展。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的涉少数民族纠纷问题也与日俱增,如几千名四川、广西的彝族少数民族人员在莞务工中与企业的劳资纠纷不断,新疆维族少数民族人员在莞经营新疆特产中连连发生与市民的纠纷,回族少数民族人员在莞经营中与业主租赁合同纠纷多多,这些都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一定影响。为此,通过研究解决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长效机制,对于东莞乃至全省、全国各城市有效解决涉少数民族纠纷问题,建立城市和谐社会关系,稳定社会大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生存状态与适应现状

  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生存状态与适应现状,与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此,研究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问题必须首先对外来少数民族群众进入流入地城市后的生存状态与适应现状进行摸底调查。

  (一)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生存状态

  1.经济层面

  (1) 收入方面。通过对多个城市调查问卷显示, 外来少数民族群众进城的经济目的非常明确, 有87.7% 的人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但实际上, 70.2% 的人月收入在1800元以下, 29.8% 的人月收入在1800元— 3000元。这表明, 在当前物价水平下,大多数流入地的少数民族人员月收入并不高, 这与他们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强烈愿望并不相符。但即使事与愿违, 许多进入新城市时间比较久的人仍然选择在新的城市创业生活,因为他们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适应了新的的生活。调查显示, 有90. 2% 的人认为现在的经济收入比那些在老家做事的人要高些, 同时有60. 8% 的人认为与以前相比, 感觉现在生活水平比过去还是提高了不少。即使如此, 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入城后的工资收入过低的事实还是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妨碍其城市适应能力的增强,不利于其迅速融入城市社会。

  (2)就业方面。在东莞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外来少数民族群众来东莞居住时间较长, 大部分为三年以上,实际已经“流而不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常住人口”,且职业变动次数较少。特别是在职业变动上, 与外来汉族务工人员的职业“高变动”有着明显差别,有78. 4% 的人现在的工作是到东莞后的第一份工作。这种职业上的从一而终反映了外来少数民族人员在职业选择上的被动性和稳定性。在从事的职业类型上, 外来少数民族人员在城市中主要从事服务行业, 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中以餐饮服务( 66. 6% )和商品销售( 15. 5% )的比例最高。在餐饮服务中, 回族主要经营清真餐馆、拉面店;维吾尔族主要以经营羊肉烧烤、卖核桃榶等为主;土家族经营土家菜餐馆等。在商品销售中, 回族主要经营皮革(羊皮、牛皮)销售;白族、苗族和布依族主要以经营茶叶饮品为主, 兼售银饰;藏族主要销售藏药等。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外来少数民族人员从事企业熟练工,如维族、柯尔克孜族、彝族等在企业务工。由此可以看出, 与汉族流动人员相比, 外来少数民族人员从事的职业类型比较单一,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城市适应能力的有限性。

  (3)住房和医疗。在住房方面, 在莞外来少数民族群众以租住房屋为主, 还有一些人由企业提供住处, 一些成功人士在莞购买住房。关于住房条件,90.1% 的人认为自己在城市的住房条件比在老家的要差些。但在回答“你到东莞后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时,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住房差一项, 更多的选择了子女上公立学校难等问题,这说明来莞的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对住房条件差在心理上早有准备, 基本上能适应流入地较差的住房条件, 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物质经济层面的城市生存及适应能力。在生病就医方面, 71.9% 的人选择去私人诊所, 去药店买药吃, 只有28.1% 的人选择去大中小型医院。究其原因, 是与医院的医疗收费偏高分不开的。

  2.社会层面

  (1)文化与心理方面。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必然会发生碰撞,有时会发生激烈的矛盾纠纷。问卷调查显示,流入地市民对外来少数民族民俗和宗教生活不了解的占75.7%,比较了解的占24.3%。问卷调查中,81.2%的市民对哪些人是回族、哪些人是维族搞不清楚,很多市民误认为头戴白帽的回族就是维族,说明当地市民对外来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涉及十个少数民族的穆斯林的民俗和宗教生活不清楚甚至不认知,这就很容易使外来少数民族遭遇歧视或误解。在调研访谈中,一些城市很多外来少数民族人员也反映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合理与合法诉求持观望或排斥态度。这就大大影响了外来少数民族在当地长期创业生活的信心,降低了归属感。

  (2)社会交往方面。据调查显示,语言不通是外来少数民族人员进入新的城市后面临的的一大难题。在调查中发现, 这种情况在汉化程度比较低的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 如绝大部分藏族、彝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和部分西北地区回族的普通话讲得不好, 与当地市民沟通起来比较困难, 也容易造成一些误会、隔阂甚至冲突。语言不通使得一部分少数民族, 特别是外来新疆少数民族人员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圈子中生存和发展, 在城市中表现出其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既增加了城市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同时也给城市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二)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城市适应现状

  外来少数民族进入新的城市后,所面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观念、风俗、饮食、文化、工作以及气候等都与家乡有较大差异,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适应的问题就不可避免。而且,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入不同的城市后,遇到的适应问题也有所不同。但从共性分析来看,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适应可分为观念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文化心理适应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的适应同时发生, 但也呈现出一种依次递进的关系。首先是观念适应,外来少数民族进入新的城市消除观念隔阂是其城市适应的第一步;其次是经济适应, 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就业、收入和住房问题的解决是选择城市的关键因素;然后是社会适应, 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经过一段城市生活的磨炼和熏陶之后, 逐渐与城市生活方式相适应; 最后是文化心理适应,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只有改变了对流入地城市市民的看法和对城市生活的态度, 对城市生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才能将城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内化, 产生明显的留城倾向。

  1.观念不适应

  (1)现代文明的不适应。与汉民族欠发达地区农村出来进城务工的人一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人们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文明的条件有限,加上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当他们走出家乡来到流入地城市时,很多人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方式难以在短时间改变,如走惯了乡村道路的,对城市交通路口的红绿灯管理会觉得不自在而去闯红灯;习惯了在家乡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的,入城后对政府的管理总觉得不舒服,甚至要和当地政府拧着干。特别是由于法制意识淡薄,遇有矛盾纠纷事件较多采取偏激手段解决,容易拳脚相向,狭隘民族意识强,认为少数民族就应特殊照顾,抱团现象比较突出。

  (2)生存理念不适应。由于多数农村生活是慢节奏的,所以外来少数民族人员进入城市后即对城市生活的快节奏感到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外来新疆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人口在城市适应中生存问题非常严重,由于新疆少数民族小部分人在内地城市以偷窃为生,导致内地城市对新疆人普遍存在提防、歧视等现象,加之近年来一些维族暴恐分子不断制造暴力事件,无疑使外来维族人员的城市适应难度加大,甚至一些与维族体貌特征相似的回族人也会受到牵连。据调查,,除了与其他民族存在相同的城市适应问题之外,外来新疆维族群众还会普遍存在租房难、受歧视严重等生存问题。

  (3)为人之道不适应。大多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厚道真诚,为人比较诚实守信。但在流入地他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逐步缺失,人际关系比较冷漠,亲情关系淡薄,经常可遇欺诈、敲诈、偷盗等违法侵害,在家乡的互帮互助随之少见,异质性在增强。

  2.经济不适应

  (1)生活不适应。在农村,农民虽然收入很低,但生活自给自足、物价低廉,只会感到生活拮据不会感到太大的生活压力,特别是不会看到那么多富人住豪宅、开豪车产生心理自卑。但进城后他们会很快发现入不敷出,囊中羞涩,生活压力剧增。尤其是来自十个少数民族的穆斯林进城后会遇到饮食不清真、购物不方便、清真寺和礼拜点相对不足、没有回民墓地、幼儿入托难等问题。

  (2)收入不适应。如上所示,调查问卷中有87.7% 的少数民族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而走出家乡进城务工的。近些年虽然工资水平较过去增长不少,如按九十年代末的物价水平,工资收入过千元外来少数民族务工者会觉得劳有所得,但按现在的物价水平,工资收入过千元他们会觉得劳无所得,除掉在城里的生活消费已经所剩无几不如在家乡工作,进而对城市生活充满怨气,甚至不满。特别是外来维吾尔族在城市存在就业困难、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求职途径单一、消费水平整体较低等问题,且社会支持狭窄、社会交往圈封闭、休闲娱乐单调乏味、汉语水平和文化素质较低、心理上有疏离感,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低。

  (3)居住不适应。原生活在家乡的外来少数民族大多住在自己宅基地上建的房子,没有掏房租支出压力,而且改革开放后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进入城市后,住在出租屋里,狭小的空间和支付房租的压力,必然使他们感到居住条件的巨大反差,甚至使个别人心理发生扭曲。

  3.社会不适应

  (1)语言不适应

  语言不通直接带来的问题是外来少数民族人员不仅难以和当地市民进行有效沟通,而且与当地市民的尽快融合带来困难。由于当地市民听不懂一些诸如维族、彝族外来少数民族的语言,外来少数民族也听不懂当地诸如粤语、闽南语、上海话、江北话等,使得一些尽管在当地创业打拼十余年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员始终难以和当地市民交朋友、谈生意,难以消除隔阂感。

  (2)宗教生活不适应。由于南方很多城市改革开放前少数民族比较少或像东莞这样单一的汉民族城市,历史上没有建为穆斯林提供礼拜场所的清真寺,所以很多穆斯林来到南方城市后“礼拜难”、“入土难”一直是严重困扰他们民族宗教生活的难题,租房自建礼拜点缺乏资金支撑,还难以达到消防等管理要求,也给当地民宗部门的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3)现代化城市管理方式不适应。彝族、维族等外来少数民族人员在家乡松散惯了,来到流入地城市后在企业要按时按点上班、下班,工作还要有效率,做事要讲质量等等,无不对他们带来很多新要求、新规则,使他们感到难以接受。一些进入企业务工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员过去从事农业生产,进入城市后在企业随意违反规定不愿接受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等等。

  (4)对法治的不适应。由于少数民族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法律知识不足,不少进入城市租铺面做生意、开拉面馆的穆斯林往往在与业主签订合同或办理铺面转让手续时容易上当受骗等。

  4.文化心理不适应

  外来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第一阶段是文化震撼或抗拒;第二阶段是文化学习或模仿;第三阶段是文化吸收或整合。

  (1)宗教文化不适应。如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制度。英国学者詹森1983年就曾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它是一个包括僧俗的、总体的、一元的生活方式,它是一整套信念与崇拜方式,它是一个广泛而又相互联系的法律体系,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它是一种经济制度和一种经营方法,它是一种政体和一种统治手段,它是一种特殊社会和治家方式”。外来穆斯林在流入地城市生活以后,城市工作和生活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使外来穆斯林在原居住地相对较为固定的宗教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调查中发现,69.5%的外来穆斯林因为缺少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同样,心理、风俗、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也阻碍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但是,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逐步在城市生活和宗教文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过程正是外来穆斯林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其民族性不断消减的过程,也是民族同化和外来穆斯林市民化的一个过程。在对东莞市外来穆斯林民族文化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文化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维护性,尽管对朋友和他人的做法有些看似不关心,但他们对自己及家人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渴望他人对其宗教、文化、民族活动给予了解和尊重,但同时又害怕社会发展对他们民族文化的传统传承带来巨大的影响。

  (2)生活方式不适应。在对多个城市外来穆斯林的调查中发现,外来穆斯林自身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家乡组织,他们仅仅是按照血缘、宗族、姓氏等自发地生活在城市的某个社区,与中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呈现出了一致性。外来穆斯林在流入地生活以后,虽然竞争并未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但在调查中发现,作为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内部之间、与周围不同民族之间同样被较浓的竞争气氛所包围。进入城市生活之后,他们感觉到了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意识的增强;另外在其他生活方面,“户籍制度隐性问题”已经成为外来穆斯林进入城市生活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问卷调查中有79.8% 的穆斯林对子女的上学问题和在学校吃不到清真餐而感到焦虑。

  (3)心理不适应“自我认同”和“城市归属感”是外来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生活后心理适应过程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对多个城市回族、维族、彝族为多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问卷调查中,88.7%的少数民族认为在流入地对“自我”和“认同”方面的认知及城市的归属感将直接关系到他们对是否被“边缘化” 的自我评价。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要求被政府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他们心理上就会得到极大的抚慰,对在流入地长期生活充满信心。如很多穆斯林反映,只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能为他们建造清真寺和穆斯林公墓区,他们将不再返回家乡或再去别的城市生活。反之,他们就不可能对这座城市有归属感。
外来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适应现状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这个巨大的群体在城市的稳定以及成为导致隐性或显性发生矛盾纠纷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种类分析

  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型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成员流动加剧,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多样性不断发展,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民族问题与当今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互相交织,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有所增加,特别是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蕴含着对良好民族关系和城市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这一时期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案件的种类分析如下。

  通过对多个少数民族流入地城市的涉少数民族纠纷的案例分析,可将其分为内部纠纷和外部纠纷。其中以外部纠纷居多,而且极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一)内部纠纷

  1.生意地盘纠纷。外来少数民族在流入地除在企业务工外,大多从事餐饮或商品交易行为。如回族经营清真拉面店或大型餐厅,维族经营和田玉、烤羊肉串、核桃糖等。从多个城市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案例来看,经营销售场地必然带出经营地盘问题,如同一区域清真拉面店、经营烤羊肉串、首饰银品等多了必然影响相互生意,从而引发同一民族利益冲突。

  2.进货品质纠纷。外来少数民族中凡经营食品、肉类、饰品、皮革等都会面临同一民族提供货源的质量问题,由于流通渠道的复杂性,有时难免有意或无意发生肉类变质、饰品金属含量不足、皮革质次等问题,从而引发同族间信用矛盾纠纷。

  (二)外部纠纷

  1.劳务纠纷。该类事件主要是涉及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与企业之间纠纷,包括正常工伤事件、非工伤事件、意外死亡或自杀事件。如某市一名在企业上班的年轻彝族女子因情感问题跳河自杀后,死者家属认定该企业存在管理缺陷,需为死者自杀负责,要求企业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并组织几十名彝族老乡围堵企业,施压索赔。最后迫使企业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抚恤金8.5万元。

  2.合同和债务等经济纠纷。当今社会转型中一些人道德败坏信用沦丧,给法制意识不强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员带来很多合同陷阱或三角债,有时会使本来经济拮据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员造成倾家荡产的悲剧,处理不好会迅速引发恶性冲突。合同纠纷大多发生在回族清真拉面点的转让合同陷阱上,不少来自贫困地区的回族穆斯林按转让合同支付了十几万元或二十几万元转让费后不久就遭遇原合同到期或所租店铺拆迁问题,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损失有时毁灭性的。这也是促发少数民族抱团闹事的重要原因。

  3.民族宗教信仰纠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理解,加上流入地部分人对少数民族民俗、宗教信仰的无知或有意无意加以诽谤甚至歧视性的侮辱,严重伤害了外来少数民族的感情,这种涉及到民族宗教信仰方面的纠纷极易造成流血冲突。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的事端影响民族关系, 主要表现在不尊重少数民族成员饮食忌讳和丧葬方面的宗教规范。

  4.社会管理纠纷。对于流入地城市来说, 加强城市市场管理和环境整治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一些外来人口包括少数民族人员习惯于在闹市区沿街摆摊设点经营小吃,甚至出现街头强买强卖现象。由于带有民族色彩,给本来就很头疼的城市管理执法活动增添了更多复杂因素,处置不好,加上社会媒体网络放大,就会将城市管理的正常执法演变成民族纠纷。

  5.城市制度性管理纠纷。部分在流入地城市生活的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不熟悉当地城市管理规章,不适应新的环境, 甚至有意无意地违反城市法规和公约。一些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如随意闯红灯、横穿马路、酗酒、不讲卫生等很容易引起市民的反感以至造成摩擦。

  6.治安管理纠纷。一些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在务工经商过程中由于自身缺乏现代社会管理理念,以至于很难适应城市的现代管理模式,遇事不是求助于司法部门或民族宗教和社团组织,而是抱团打斗,严重的则不服从管理,抗拒执法,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有偷盗、抢劫、酗酒滋事、贩毒、聚众械斗犯罪现象出现,与当地社会管理部门及当地群众发生矛盾纠纷。

  7.政府不适应与滞后的社会管理行为的纠纷。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案件有时交织着政府不适应和社会管理模式滞后引发的摩擦冲突。据调查,不少城市不仅对外来少数民族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对外来少数民族的风俗及宗教信仰看不惯、不适应,尤其是在处理涉民族因素纠纷方法方式不适应,有些部门、干部对民族政策、民族特点认识不足,缺乏处置经验,或未考虑其民族特点将其与一般纠纷对待,往往容易错失调解良机;一些直接与外来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窗口行业单位及社会管理服务部门由于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认知理解偏差,在服务少数民族群众过程中存在服务意识不到位,处理方法刻板,沟通方式粗暴;有些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减少引发涉及少数民族纠纷事件,往往给外来少数民族群众设置障碍,如不租房子给少数民族群众,即使准予摊位经商也会在检查、审核等环节增加频次;部分城市宾馆、酒店由于担心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入住滋事惹麻烦,出现拒纳他们入住现象或者即使同意他们入住,也会增加对他们的检查和管理频率,导致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受歧视、不被尊重、接纳、理解的感受强烈,由此引发事端甚至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或集体上访,而社会管理部门往往用强制或威胁的简单方式去处理,导致矛盾纠纷丛生。

  8.部分媒体视听偏差与不良炒作纠纷。现代媒体更加追求新闻的快速报道和动态分析,但往往由于某些从事传媒的人员对少数民族群体特别是宗教信仰一知半解,再加上故意炒作等不良动机,把个别或极少数制造纠纷甚至暴恐活动的少数民族违法犯罪分子和广大的爱国爱教的少数民族群体加以混淆在媒体上进行报道,不仅容易造成社会上对少数民族认知上的偏差,也极易造成少数民族对媒体的纠纷事件。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发生既与城市外来少数民族自身问题有关,也与政府行为偏差和社会舆论偏差有关。

  三、东莞解决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实践探索

  东莞历史上是单一汉区,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外来少数民族来到东莞生产、生活,为这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据统计,目前东莞常住少数民族人口已达40.6万,各个民族基本齐全,其中东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只有10655人,绝大多数是外来少数民族。最多的分别是壮族17.7万、苗族 6.3万、土家族3.9万。少数民族人员遍布32个镇街和3个园区,其中人数过万的共有17个镇街,最多的是塘厦达4.39万人,其次是长安3.27万和虎门2.53万。生产务工人员占88.5%,经商和其他人员占11.5%。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学历为主,占85.5%,中职和普高学历占7.8%,大专以上学历占1.9%,初中以下占4.8%。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以广西最多,贵州、湖南次之。外来少数民族人员人口基数大、情况复杂,相关的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多发、易发,成了新时期东莞民族事务的一个突出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城市民族工作新形势,东莞始终坚持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大局出发,结合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全力做好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管理工作,全市各族人民相处融洽,社会稳定,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

  (一)切实加强领导,构建齐抓共管格局

  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坚持将城市民族工作摆上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平安建设的层面来谋划部署,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城市民族工作格局。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东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经常过问城市民族工作,要求妥善处理矛盾纠纷,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市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民族宗教工作汇报,不定期听取专项性工作汇报。如2014年2月17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统战民宗工作汇报,学习了全省城市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进一步推动民族宗教工作协调发展问题。市委、市政府于2012年分别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城市民族工作和加强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等党外代表人士建设等两份纲领性文件,对城市民族工作作出重要部署。

  二是健全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了城市民族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分管领导挂帅统筹协调有关20多个部门落实各项工作,推行部门城市民族工作目标责任制,将重点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职责,形成部门合力。二是建立了涉民族因素矛盾排查机制,通过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点、召开季度座谈会议、不定期走访等形式及时排查发现矛盾隐患。三是建立涉民族问题处置机制,对突发性事件,准确定性、依法处置、各司其职、注重调解。四是建立了维稳成员部门工作会商机制,公安、民宗部门之间每周会商,维稳成员部门每月分析研判,及时准确掌握民族领域的动态。五是建立了镇街民族工作责任考核机制,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镇街综治考核和统战工作考核,促进基层不断加强民族工作。六是建立了与少数民族输出地党政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定期沟通互访,相互配合、双管齐下做好服务管理。七是建立了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联系协商机制,组建了一支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有10多个民族成分,100多人,每季度举行一次座谈会,倾听心声,纾困解难,宣传政策,化解矛盾,使他们成了政府部门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的好帮手。通过完善七大工作机制,形成了有效工作合力,推动了城市民族工作的制度化、社会化。

  三是完善组织网络。加强镇街一级的城市民族工作职能建设,从2011年起将一批由县级行使的相关职权委托下放至13个中心镇,今年还增加委托下放至沙田镇、虎门港,有效提升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和属地管理能力。2012年组建了近600人的村(社区)城市民族工作联络员队伍,市、镇、村三级城市民族工作网络全面建立。

  (二)着力“四关”服务,构建和谐团结民族关系

  一是生活上给予关怀。东莞市民宗局联合有关部门积极为少数民族排忧解难。宗教生活方面,尽力为穆斯林过宗教生活提供帮助和方便。登记开放了伊斯兰教万江聚礼点,协助常平、清溪伊斯兰教临时聚礼点顺利搬迁,改善了穆斯林聚礼活动的环境和设施。2014年5月成立了市伊斯兰教协会,推动伊斯兰事业健康发展。目前全市共有已登记伊斯兰教聚礼点1个,临时聚礼点7个,基本满足了穆斯林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求;殡葬服务方面,切实帮助解决穆斯林土葬问题,相关手续齐全即时办理,并提供遗体运送、墓地联系等服务,2005年以来共受理38宗。其中绝大部分应家属要求送回家乡安葬,少部分由于维稳工作需要,协调到肇庆回民墓地安葬;子女入学方面,目前全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学生20009人,对于户籍少数民族学生按照户籍所在地就近接受义务教育,对非户籍少数民族学生,原则上按照《东莞市新莞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实行积分制入读公办学校。2012和2013年通过积分入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共有 1328人,占全市比例为4.44%。另外,考虑到穆斯林饮食习惯的特殊性,从2008年起东莞为外来穆斯林代表人士子女就近入学开辟绿色通道,累计安排 105名代表人士子女就近入读公办学校。基础保障方面,少数民族人员与其他外来人员一样享受积分制入户及参加社会保险权利。2010年以来,通过积分入户少数民族共有1505人,占全市4.02%。

  二是工作上给予关注。经商管理方面,2005年起,开通西北穆斯林“拉面经济”办证绿色通道,累积帮助1000多家拉面店办理证照,年营业额近亿元,帮助5000多名少数民族走上致富道路,基本满足了东莞市民清真饮食需求;新疆流动商贩服务方面,对疆籍商贩实行限定经营场地、限定经营范围、限定经营人数、规范场地要求、规范经营行为的“三限两规”服务管理,并在执法过程中以教育劝导为主,注重疏堵结合,特别是通过维族代表人士协助执法有效避免冲突发生。务工服务方面,与新疆阿克陶县、乌恰县、青海化隆县、云南宁蒗县、四川凉山州等少数民族输出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建立了长效沟通机制,双管齐加强服务管理,使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矛盾纠纷明显下降。在少数民族劳务派遣用工管理方面,要求用工单位做到入职资料登记专门化、劳动合同鉴定专门化,并建立投诉举报专查制度,对涉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投诉举报实现专案专查,有查必果,保障少数民族的劳动合法权益。维护稳定方面,以稳定为第一责任,全市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依法依规处置各类涉民族因素纠纷。打造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平台,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少数民族人员开通快速办理通道,简化审批流程,预先受理,做到专人负责、重点服务、每案必结,去年共为少数民族人员提供相关法律援助服务123宗。

  三是政治上给予关心。参政议政方面,对特别优秀的人员,积极引导他们参政议政,目前,东莞共有少数民族人大代表3人,少数民族政协委员10名。 2007年,东莞打破常规安排一名非东莞户籍的青海回族人员马吾买日担任市政协委员,在全市少数民族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在东莞市政协工作方面开了一个先河。素质提升方面,将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纳入党外代表人士建设范畴,在社会主义学院打造培训平台每年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进行培训。另外还通过派发普法小册子、协调阿訇每周主麻日结合“卧尔兹”演讲宣传政策法规等方式,提升少数民族法制意识和个人素质,有效减少矛盾纠纷。

  四是管理上给予关爱。在自身建设方面,针对各民族特点,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加强自我管理,通过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走向共同繁荣发展道路。针对穆斯林群体,成立了市伊斯兰教协会,同时以伊斯兰教(临时)聚礼点为抓手,抓好阿訇以及寺管会成员等代表人士工作,使之成为穆斯林群体加强自我管理和教育引导穆斯林提升素质的重要阵地;对新疆商贩群体,结合其内部自身管理关系,重点抓好商贩领头人工作,教育引导其遵纪守法,对整个新疆商贩管理起到事半功倍效果;对新疆集中务工少数民族,东莞市民宗局积极主动加强与劳务输出地政府沟通联系,定期走访企业带队干部,及时掌握务工人员情况,协助提升管理水平;对彝族务工人员,以“两个共同”为工作目标,引导彝族领工人员淘汰落后的带工制度,走合法劳务派遣道路,塑造彝族用工品牌,减少劳资纠纷,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局面。在社会管理方面,发动全社会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点创建两个专题活动,重点打造了23个涵盖社区、工厂、学校等领域的省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利用示范点平台加强双向互动,促进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当地社会。如万江社区组织穆斯林群众慰问敬老院、参加“育苗义教”公益项目,有效促进了穆斯林与当地居民的沟通联系。将每年9月定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东莞日报》开设每月一期的“东莞民族宗教事务专栏”,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实现了常态化。另外,东莞还依托“新莞人信息服务系统”,搭建了“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统计平台”,实时掌握外来民族人员的动态分布情况,推进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管理信息化。

  通过上述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和社会参与,有效提升了东莞少数民族的服务管理水平,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自身素质和自我管理,有效降低了外来少数民族发生纠纷的频率,推进了东莞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解决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长效机制战略思考

  (一)政府要建立健全准备机制

  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工作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民族工作的政策性、政治性很强。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来少数民族成为流入地的常住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流入地政府是否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和政策准备成为是否能有效解决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关键因素。在准备机制方面,一是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对外来少数民族在流入地生活、创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二是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常识,做到明白、清楚。三是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做到熟悉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实际工作中不走样、不犯错、不违法,切实提高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四是对如何看待外来少数民族的态度上,绝不能把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当成城市的包袱,而应把他们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和促进城市多民族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生力军,对外来少数民族群众正当、合理的诉求应当予以特别的关注,创造条件尽快解决。五是加大对社会的宣传教育力度,遵守宪法精神,引导广大市民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使各族群众中能够树立“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的民族工作主题)、“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六是加大惩治力度。应对那些蓄意制造民族摩擦和纠纷的违法犯罪分子采取果断行动予以打击,不留隐患。

  (二)建立健全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预警机制

  少数民族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与少数民族、宗教群团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村(社区)有关组织的直通车联系网络,及时发现掌握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苗头性问题,少数民族、宗教群团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村(社区)有关组织也要及时发现上报政府有关部门并主动介入化解纠纷苗头,及时化解有困难的,应向当地民宗、公安等部门寻求帮助,以消除纠纷隐患。

  (三)建立流入地与流出地民族工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由于城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多来自边疆民族地区, 很多流入地城市政府对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民俗及宗教信仰不熟悉, 或对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 因此在处理外来少数民族纠纷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政府不仅掌握着较多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信息, 而且对流出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有着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 应扩大城市民族工作的范围,凡与外来少数民族事务有关的部门如民宗局(委)、公安局、民政局等都应与矛盾纠纷较多的外来少数民族流出地相关部门建立密切的工作联系,一些重大的涉外来少数民族纠纷案件可邀请流出地有关部门派员协助共同处置。外来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合作与协调对于减少和妥善解决流入地外来少数民族纠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创新城市民族工作协调会商机制

  外来少数民族流入新的城市后,马上就会涉及就业保障、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所依靠和求助的部门首先是当地的民族宗教部门,而民族宗教部门原有职能并无这些权限内容。民宗部门面对要解决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的就业、子女教育、积极为穆斯林群体日常礼拜创造条件建设清真寺、把涉少数民族纠纷减少到最低程度等等,显然力不从心,难以应付。这就需要在新形势下创新城市民族工作协调与会商机制,党委、政府应从民族工作大局出发,处理好民族宗教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实现对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齐抓共管。城市民宗部门在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职能大而全, 工作杂而散, 只要涉及少数民族, 无论经济文化卫生教育都与民宗部门有关, 许多突发事件来了, 民宗部门都要参与; 二是民族工作对外力的依赖性特别强, 由于少数民族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被分解到了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 民宗部门本身没有独立运作民族工作的条件, 它的工作必须依靠各部门共同推动。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民族宗教工作在政府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这就要求成立自上而下、由市领导挂帅,以民族宗教部门为主, 以公安、民政、教育、计生、工商、税务、社保、劳动就业、城管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外来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为城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管理和服务提供必要的组织保证。应建立工作会商机制,共同维护城市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在部门层面,民宗、公安、国安等部门每周应进行一次会商沟通,发现涉少数民族不稳定苗头及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互通信息,共同调处应对;在市的层面,每半月应由市委维稳办牵头召集维稳成员部门召开社会稳定分析研判会议,共同分析维稳形势,商讨处置对策;每季度应由市应急办牵头,召集应急成员单位举行应急管理工作会商会议。从而形成有关部门每周、市维稳系统每半月、应急系统每季度进行研判的会商机制,有效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应多渠道开展城市民族工作, 不仅要依靠城市各职能部门的力量, 还要动员民间组织、社会力量与外来少数民族群众自身参与管理。应大力依靠少数民族社会团体、宗教组织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力量化解涉少数民族的内部矛盾纠纷。

  (五)建立与外来少数民族的互信机制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俗和宗教信仰,是奠定民族宗教工作基石。在我国,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俗历经数百年或数千年而形成,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经历千年传承,各少数民族的服饰穿着打扮和形象塑造都代表着每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如男性穆斯林留长须是仿效1400年前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圣行”,女性穆斯林穿长袍戴纱巾遮羞体是遵从“古兰经”的规定保护女性人身安全的措施等等。如果少数民族流入地政府因不了解、不习惯少数民族的民俗和宗教信仰而视其为“异端”、“极端分子”而横加干涉或粗暴禁止,势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与政府行为发生冲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始终把尊重少数民族民俗和宗教信仰作为维护民族和谐团结的基石,因此,少数民族流入地城市要以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学习和把握不同少数民族的民俗和宗教习惯,提高正确区分“正教”与“邪教”、“习惯”与“异端”的判断能力,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依法依规正确处理涉少数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问题,不给国家添乱,不给社会添堵,只有做到“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才会与党和政府交心、同心,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六)建立和谐社会视野下处置民族纠纷案件机制

  1.提升政府部门解决民族纠纷案件的能力维度,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正确把握和处理涉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纠纷是根本手段。

  (1)对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发生纠纷案件要及时查处,不推诿扯皮。调查发现,不少城市有关部门对涉少数民族纠纷案件要不有“恐少症”,感到涉少数民族纠纷案件是“烫手山芋”而尽量推到别的部门去处理,要不就歧视少数民族,对涉少数民族纠纷案件不重视、甚至不立案、不查处,导致涉少数民族纠纷案件演化成与政府部门的对抗案件。

  (2)严格区分涉及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的矛盾纠纷性质。现阶段发生的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矛盾纠纷大部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关系不等同于民族之间关系,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不代表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各级政府部门在处置这一类涉及民族间矛盾纠纷时,要正确把握纠纷的性质,既不夸大事态,也不误判矛盾的性质,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解决问题,严防纠纷升级。不能什么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靠拢,更不能用非法的手段和途径解决此类矛盾纠纷。

  2.从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心理诉求维度,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和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消除隔阂,采用积极应对理念是基本方式。
外来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员从家乡来到异地他乡,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往往会遭遇各种困难,如被骗、被盗、被欺负、利益受损等引发矛盾纠纷,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及时介入处理解决,有关人员在处置过程中不能因为自身的喜好或欣赏、讨厌或反感而影响对当事人反映内容的认知,影响对纠纷案件性质的评价。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管理方面处于主动和核心位置,需要以尊重、平等和热情消除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紧张、愤怒等情绪,让当事者感受到政府部门执法尺度的准确性,在执法方式上体现人本的关心和温暖,消除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排斥和敌对心态,使外来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当地,赢得他们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维护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

  (七)运用习惯法建立协商沟通机制

  无论是回族、东乡族、维族的“乡老”、还是清真寺的“阿訇”、“学董”,或者是伊斯兰教协会,他们都是穆斯林矛盾纠纷得以解决的关键人物和组织,实践证明,以具有公信力的第三者协商沟通调解,发挥民族伦理作用解决纠纷可以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威信、权威与公正,耐心开导、认真劝教使得本来甚为复杂、争论不休的纠纷得以有效地消解。在东莞市东城区、南城区、长安镇、厚街镇发放的1200 份关于“解决纠纷的方式选择”的调查问卷中,当问及“当您或您的亲戚朋友遇到纠纷难以解决或是非难以辨清之时,您会优先选择哪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选择“优先考虑调解”的占到了86.6%。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基于种种原因,穆斯林习惯法起着国家法难以替代的作用。调解不仅反映了穆斯林大众对于纠纷处理方式的理性、简单选择,更从深层次表达了他们对于公认权威的坚定信仰、公平正义的深切追求。应该说,绝大多数社会规范都具有一定的社会伦理基础,无论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亦或是民间的村规民约。但是,伦理价值中所涵盖的道德本身却是复杂与多元的,因此,各民族的伦理标准亦会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如当少数民族群体中两个矛盾体发生严重纠纷导致损失时,他们往往不会通过诉诸国家法律,追求相关责任人的刑事、民事责任这种方式以获得“公力”救济,而是选择带上“四色礼”上门拜访,然后大家共坐一桌,忘记旧事,共商友好。如穆斯林在“伤害”与“友好”发生矛盾时,往往选择的是“友好”,这与他们本民族特有的伦理价值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穆斯林的眼中,“和”、“善”的理念扎根较深,与人为善、和平共处、不计前嫌是他们的根本道德准则,也是他们的民族伦理的实质。

  (八)建立城市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应特别警惕和克服把外来少数民族看成包袱或危险群体的错误思想,在这种思想误区影响下,只会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推向死胡同,外来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就必然被忽视、被“软化”,造成民族工作恶性循环。实现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全力推进的工作。因此,把外来少数民族群众视为常住人口,创造有利于改善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环境,保障和改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的民生状况,自然成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点。因此,要坚持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实现外来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权益由事实上不平等向实质上平等转变,保障城市外来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满足城市少数民族的民生需求,为缩小不同民族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差距创造基础性条件。只有把对外来少数民族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到位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气顺了,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就会自然呈下降趋势。针对目前外来少数民族群众比较突出问题,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和扶持文化创意、民族饮食、民族贸易等民族特色产业发展,鼓励少数民族劳动者创业,为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求职者提供最可能也是最直接的就业机会。应针对穆斯林对清真饮食的特殊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对穆斯林子女的就学制定特殊政策,每年中小学招生期间应尽量将穆斯林子女分配到离居住地最近的学校或有清真饭堂的学校就学解决他们吃清真餐的问题,以化解每年中小学招生期间正是穆斯林群众因子女就餐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与教育行政部门发生矛盾冲突的高发期问题。

  (九)建立基层社区民族工作创建机制

  基层组织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基础,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社区工作所体现的群众性、社会性、广泛性,是其他部门所无法取代的。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各民族间的相互帮助、和睦相处及真诚合作也是建设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条件。针对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民族工作建设非常薄弱的现实状况,应加大做好社区民族工作的力度,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社区有关部门处于基层,贴近外来少数民族成员的优势, 把对外来少数民族的工作纳入社区工作的范围,探索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管理创新模式。为了让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新的城市就能找到“组织”,受到保护,得到服务,城市社区应免费发放汉、维双语版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员服务指南》和“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联系卡”。《指南》内容涵盖清真饮食分布点、清真寺(或礼拜点)方位、务工经商信息、法律维权指导、子女上学须知、求助热线电话等信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使外来少数民族群众“一册手中拿, 城市随便走”。城市各社区应逐步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联系点,特别是在外来少数民族务工经商人口聚集区建立联系点,发放印有市、区民宗局(委)联系电话、办公地址的“联系卡”,使当地民宗局(委)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的困难和面临的矛盾纠纷动态信息,以及时化解他们的困难和矛盾纠纷。

  (十)建立外来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机制

  少数民族流入地城市政府应适时下发《关于做好外来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确定“落地就管”原则,提出“以人为本、适应需求、真情服务、依法管理”的工作要求,提高社会支持度。有立法权的城市人大应适时颁布《外来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 明确将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平等权益纳入依法保障范围。依据该条例,城市公安、城管、工商等部门应分别制定、出台相关规定,为外来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政策法律保障。建立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市民宗、公安、城管、工商、民政等部门参与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市区(镇、街)两级领导小组,具体指导、检查、督促涉及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政策及法规落实情况,协调解决困难和纠纷问题。

  (十一)建立购买公共服务机制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与宗教社会团体调解涉少数民族纠纷的重要作用是当前化解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化解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本来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工作,动员和组织少数民族与宗教社会团体配合政府开展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调解理应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因为少数民族与宗教社会团体调解纠纷的工作不是一次两次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因此,政府应从长效机制的高度通过公共财政的支持鼓励少数民族与宗教社会团体参与纠纷调解,可以采取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向社会招投标,中标的民族宗教社会团体按合同完成当年有关少数民族或宗教纠纷的调解工作。

  (十二)建立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长期固化培训机制

  少数民族流入地政府应及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有影响力的人士,如回族、维族、彝族、藏族、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每年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当地社会主义学院有针对性的进行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社会管理、沟通协调等方面的培训,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政治素养、法律知识水平和协调纠纷的能力,使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有能力成为党和政府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的有力助手,成为能够有效化解、调解外来少数民族纠纷的能手,为当地民族团结进步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作出更多的贡献。有了这样一支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纠纷调解队伍,解决好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就多了一份重要的社会力量。

  结语

  随着社会转型进程加快,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会在动态发展中呈上升趋势。在实施国家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过程中,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不可逆转,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少数民族仍将离开家乡进入流入地城市寻找幸福。外来少数民族作为进入城市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开放、多元的生活体系正在形成,他们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下,内部的相互竞争、影响,再加上外部城 市社会的辐射,让其生活日益多元化,矛盾纠纷日渐增多。研究解决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长效机制,就是要从战略高度寻找有效减少城市涉少数民族纠纷的途径,以实现祖国大治和善治。外来少数民族能否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矛盾纠纷,不仅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而且需要政府制定切实有利于促进外来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生活的相关政策和建立解决纠纷的长效机制,也有赖于全社会参与民族团结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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