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被重视，被记录和翻译的过程，与各时期特殊的社会思想、学术主张有很大的关系。苗族民间文学自被记录、翻译以来所形成的简史，是我们观察这些文化活动的背景的一面镜子。本文只涉及歌谣，因为故事传说的收集基本上还没有“记录”“翻译”可言，不论外民族或本民族收集者，大多是在听了讲述，回来再根据回忆进行“创作”的，尤其是本民族的收集者，许多情况下是把这些故事传说“腹译”成汉语的。同时，对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语言的态度，也反映了许多思想观念。
苗族歌谣的记录翻译工作，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是始于1896年前后。本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R Clarke）在贵州省贵阳市主持传教工作，想在非汉族地区打开新的局面，于是与在贵阳的黔东南黄平籍苗族人潘秀山学习苗语，并用拉丁字母设计黔东苗语拼音文字，为翻译和宣讲圣经方便。同时克拉克和潘秀山合作，还记录了许多苗族民间故事，以及古歌中的《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Deluge）以及《开天辟地》（Creation）中的一些篇章[i]。从克拉克使用的英语标注来看，歌谣中的内容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神话的相似可能是他注意的主要原因。洪水神话在世界的广泛存在和流传，是在广泛被记录之后才形成的局面，而在还没有被注意之前，远在圣经产生和传播的地区发现了相似的内容，确实引起人们的特别和高度注意。也许，克拉克先生认为，苗族地区流传的洪水神话，如果把它们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结合起来，在传教的时候无疑是更容易引起苗族教徒的共鸣和接受的。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从事人类学的学者亲赴湘西、黔西北、黔东南、广西等地的苗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其间，他们从各自的学术兴趣和主张出发，记录翻译了苗族的一些故事和歌谣，内容主要涉及婚姻、巫术宗教方面。在“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的思想，对这些人肯定是有影响的。当时认为记录歌谣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学术”和“文艺”，所谓“学术”看来主要指歌谣的民俗学价值。这一点对当时（尤其是后来）的学者在记录非汉民族的歌谣的时候，所看中的主要价值。《歌谣周刊》停刊之后，有《研究所国门学周刊》代替，它包括的内容就是歌谣、方言、风俗等。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在人才和精神上是北大歌谣运动的继承。《民俗周刊》不时出现有关少数民族风俗的文章，尤其是到30年代之后专门刊登了黎族和瑶族两个专号。
1933年春夏间，芮逸夫、凌纯声受中央研究院的派遣，深入湘西苗族地区，历时三个月，在当地驻军、政府、苗族人的协助下，对湘西苗族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这一调查的成果[ii]。凌纯声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系，师从法国人类学派的鼻祖之一M.莫斯，而芮逸夫曾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人类学系学习。一般认为凌纯声后来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未完全应用法国人类学派的理论，但是他们的调查大多强调所调查民族的“精神生活”。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关于经济生活部分不到40页，而关于婚丧、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歌谣和语言、加上理事、地理方面的内容则有328页，占到全书的3/4。
书中记录翻译了44首歌谣，并分为四类：1）关于婚嫁、宗教的仪式歌：《请媒求媳歌》（2首）、《迎亲歌》（1首）、《送亲歌》（10首）、《陪唱歌》（5首）、《三朝散客歌》（4首）、《请客无菜歌》（1首）、《作客歌》（1首）、《贺生子歌》（3首）、《贺造屋歌》（1首）、《吃牛歌》（1首）、《接龙歌》（2首）；2）关于打花鼓、打秋等的游戏：《打花鼓歌》（3首）、《打秋歌》（3首）；3）关于男女相思的情歌：《心想妇人歌》（2首）、《途遇妇人歌》（1首）、《妇人避嫌歌》（1首）；4）关于苗乡匪乱歌：《闹土匪》（1首）。
所有这些歌谣都有国际音标记录原语，以及注释和汉语翻译。
石启贵当时陪同凌纯生和芮逸夫等在湘西进行调查，事后由凌和芮的推荐，被中央研究院委聘为“补充调查员”，他又进行补充调查，历时数年，丰富了调查结果。经他精心翻译整理，于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以此为基础，1951年又写了《湘西兄弟民族介绍》，这两部书稿后来经整理合并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书中收集、翻译了大量的内容广泛的苗族歌谣，这与他本人是苗族、谙熟当地情况有很大关系。这些歌谣大多是对《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补充，有些歌谣的标题相同但是内容不同。如《接亲嫁女歌》、《椎牛祭典歌》、《酒歌》、《秋千歌》、《情歌》、《字谜歌》、《通俗山歌》、《故事歌》、《傩歌》、《苗俗歌词》、《妇孺童谣》等。石启贵的书中用汉字记音方式记录这些歌谣，并附汉语翻译。
1939年，阮镜清赴广西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也记录翻译了一些苗族歌谣，其中主要是情歌，也是用汉字记音方式记录并翻译[iii]。这些歌谣是他《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一文中的内容之一。
本世纪40年代前后，上海大夏大学迁到贵阳，该校的社会学系的陈国钧等人对贵州境内的许多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调查研究 。其间，陈国钧在贵州下江记录翻译了三则苗族的“人祖”神话，其中第三则为歌谣形式，并且用国际音标记录之后翻译的[iv]，译文保留黔东苗语歌谣的五言句式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硬的译语，也足见有原语的记录过程。陈国钧教授当时调查的范围较为广泛，他的兴趣在于“社会文化”。在这篇论文中，他注意的是这些神话传说在内容上的世界性、各民族都是“同胞”的观念以及洪水神话中兄妹结婚结果的反思等。
1904年柏格理（Samuel Pollard）到贵州西北部威宁开始传教，为当地苗语设计文字以翻译经书。随着宗教事业的发展，教会学校的开办，原来每年端午节传统集会，由在山坡对唱传统歌谣演变为现代文体活动和体育比赛，传统信仰中的杀猪祭祖被取缔，传统中未婚年青男女坐花房吹芦笙、唱情歌谈情说爱的习俗趋于消失。到1932年前后，在威宁地区，教会内外的人们普遍感到基督教的传播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如果不及时对苗族传统歌谣记录下来，基督教传来之前的文化将有失传的危险，于是开始用柏格理苗文记录苗族的传统歌谣，尤其是反映苗族历史的部分。促使当时记录苗族历史歌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威宁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要让更多的苗族人关心国家命运，必须从了解苗族自己的历史开始，而苗族的历史在苗族的歌谣中有所反映。这些记录下来的歌谣当时主要是用苗文刻写油印散发，标志着柏格理文字从使用于宗教到使用于世俗和文学的开始。杨汉先在40年代初的一些涉及苗族历史、歌谣的论文，其中使用的材料似乎就是当时记录的东西，或者是杨受到其他人的启发自己记录的[v]。这些材料在50年代基本上被翻译为汉语发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关苗族的歌谣中，来自滇东北苗族地区较多的主要原因。
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对苗族歌谣的记录翻译工作有几条线在进行。一条是滇东北苗语区的苗族知识分子把以前记录的歌谣翻译为汉语，一条是其他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各地的记录和翻译，主要的一条是一些省区的文联为了编写民间文学史而有计划地记录和翻译，这一点在贵州比较突出，因为当时宣传部要贵州负责苗族文学史的编写。那时对苗族歌谣的记录和翻译主要成就如下：
滇东北苗语区：
爱情叙事诗：《红昭和饶觉席那》（《边疆文艺》1956/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勒加》（《边疆文艺》1956/11）、《你嫁给了别人》（《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雅雅》（《边疆文艺》1957/5-6）、《昭榜敛和高帕施》（《民间文学》1964/3）、《么卯都和榜鸟娥榜翠》（《民间文学》1964/4）、《娥扎和石觉诗那》（《民间文学》1965/2）。
古歌：《洪水滔天歌》（《民间文学》1960/10）《造天地万物歌》（《民间文学》1961/6）、《高杜占地奥和烈底昂采少》（《民间文学》1961/9）、《杨亚射日月歌》（《民间文学》1961/6）。《原卯老人备牛草》、《原师居子老老人种庄稼》（《资料》([1] 第24集，1959）。《资料》第29集（1961）收有《爷利涛祭祀歌》、《格鸟列擦、格鸟列邦歌》、《波朗爷赞》、《测天地歌》、《候鸟歌》、《渔猎生活歌》、《打猎歌》、《黎由则老、爷觉黎望》、《尼波榜列和召伯芒世列歌》、《太阳姑娘和月亮郎》、《召觉理优》、《一光姑娘和老婆婆》、《仙女》、《娥扎和召觉诗那》（3份）、《么卯都和格鸟娥展》、《召地》、《爷兹力当和尼波尼当》（2份）、《尼波党尼苦歌》、《猴子和蚱蜢》、《自弗老》、《自弗老和老变婆》、《放昭通海子歌》、《哲巴召觉世度赶马歌》、《都伯都世涛打猎歌》、《吕少》、《连固》、《当夫役之歌》、《诗推老人折磨老百姓之歌》、《逃荒躲难歌》。
情歌和婚姻爱情叙事诗：《资料》第12集（1959）收有：《初会歌》、《怀念歌》（2份）、《定情歌》、《敖车敖宰情歌》（3份）、《孤儿之歌》、《唱青春》、《太阳娘娘和月亮郎》、《逃婚歌》，《资料》第29集（1961）收有《逃婚歌》、《离婚歌》、《包办婚姻的害处》、《走客歌》。《牵心的歌绳》（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
仪式歌：《资料》第29集（1961）收有《开亲歌》、《剃发歌》。
贵州西北部织金、普定、大方、毕节：
有“古歌”：《谷夫补天》、《扇天扇地》、《创造天地万物》、《盘古》、《盘古王》、《算甲子和狗取粮种》、《玉皇玉帝》、《是谁制乌云》、《洪水滔天》（2份）、《什么时候洪水滔天》、《混沌天地》、《固杨》、《祖先落脚的地方》、《杨鲁话》、《创立花厂》、《日女月郎》（3份）；“情歌”：《向月情歌》（2份），《综基情歌》（3份），收集在《资料》第12集（1959）。这个地区的苗语方言次方言较为复杂，估计大多数是在苗语川黔滇方言第二土语区收集的。
川黔滇方言区：
《金笛》（又名“扎董丕冉与蒙诗采奏”、“盖绕和玛柔”、“老虎霸妻”。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黔东南地区：
情歌：《马郎歌》（《说说唱唱》1953/12）、《贵州游方歌》（《民间文学集刊》，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我等你在凉风坳》（《山花》1962/11）、“黔东南苗族情歌”以“见面歌”（8套）、“青春歌”（7套）、“赞美歌”（3套）、“相恋”（44套）、“求爱歌”（24套）、“成婚歌”（11套）、“逃婚歌”（6套）、“单身歌”（24套）、“离婚歌”（6套）、“分别歌”（10套）。
婚姻歌：《姊妹歌》（《民间文学》1956/7）、《逃婚歌》（《民间文学》1960/10）、《逃婚歌》（《山花》1962/5）、《出嫁歌》（《民间文学》1964/3）、流传在黄平一带的《九宜和阿金》、《九你和九金》、《喜尼和喜金》（《资料》第7集“苗族分支开亲歌”，1959）。《资料》第17集（1959）以“苗族婚姻歌”为题收录有《开亲歌》（3份）、《选好日子开亲歌》、《大客歌》、《接客歌》、《送亲歌》、《打扮歌》、《出嫁歌》、《回门歌》、《吃姊妹饭歌》（2份）、《姊妹歌》（7份）、《身世歌》、《逃婚歌》、《闹婚歌》、《染衣给姑娘出客》、《分支开亲》。
爱情叙事诗：《阿燕与刚略》（《资料》第1集，1957；第5集[1959]收有余礼、潘光华和许士仁、潘光华的另外两个版本）、《资料》第5集收有如下叙事诗：《蓓曼》、《曼朵和曼笃》、《多往颂和哥想共》、《珍福和多尤》、《妣那东》（2份）、《青蛙后生和三妹》、《东九南和露妹》、《云哥和露妹》（余礼、潘光华）、《夏游漾》（唐春芳）、《逃婚歌》（潘光华）、《榜香尤》（15首）、《仰阿莎》（发表在《资料》第一集的有3份，其中两份分别为唐春芳、伍略阿养悠记录翻译，另外一份由11份材料综合而成，其中刘文祥译的8份，唐春芳译的1份，姜仁辉译的2份。发表在《山花》1958/2的由唐春芳等翻译整理）。《阿娇与金丹》（发表在《资料》第一集的3份，分别由唐春芳、伍略阿养悠和刘文祥翻译，桂舟人整理。发表在《民间文学》1960/1署名为“贵州省文联民间文学工作组”）。
--------------------------------------------------------------------------------
本网版权文章，受法律保护，未经作者许可，勿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