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珍贵的民族画卷——《百 苗 图》
李宏复
“Various Peoples in Gui Zhou Province”, auctioned on the Spring Fair in 1999 by Beijing Han Hai Art Auction Company, is a rare data for the reflecting of national flavor with great value on research. The area that it described are located in GuiZhou Province, including nations of Miao, Dong, Yi, Qilao and Bu yi. It is undoubtedly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local nations' symbol. The painting was painted on the site and displayed the realistic style of the painter whether from the structure or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rawing.
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浩如烟海,历代文人墨客都重视艺术作品的自我创新,对文人绘画推崇备至。但是反映民族风情的绘画作品,却很少被载入史册。在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1999年春季拍卖会上,拟拍一件《百苗图》引起了作者的兴趣。在预展过程中经过仔细观看,该图有40幅,其中36幅均有附文字说明,长短不一,载于图端,其中2幅有红签贴于图上,标出民族名称,另有2幅红签残落。从册页形式上看,为折装册页彩绘纸本,高28厘米,宽16厘米。此图的绘画风格是由实地写生所绘,绘者恰到好处地发挥了传统工笔画的特长,把人物举止、服饰和有地方特色山水景色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结构上作了极好的裁减,空白之处添加上工整的小楷文字说明。通册画面色调和谐,鲜而不艳,笔力劲健。人物形象刻划生动自然,衣着各不尽同,神情迥异,其中几幅画中的舞者,姿态轻盈,非常自然。衣物线条挺拔流畅,衣褶用浓墨勾勒,略似折芦描法,设色淡雅。树木先以墨笔勾出,后染汁绿,遍数不等;山石细笔勒皴,汁绿晕染,石绿轻罩,花青点苔;屋宇栏柱用墨勾线,晕以黄画出。无论是从画面的设色作风与空间结构,或画中所蕴寓的审美情趣,都显示出地方文人画家尊重写实的作风,它是一部珍贵的反映民族风情的绘画资料。
一 《百苗图》产生的背景
我国古代帝王为了宣扬“文治武功”,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的隶属关系,常常绘有职贡图,其中以清代为盛。清代《皇清职贡图》序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初一上谕说:“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在乾隆皇帝的倡导下,各民族地区的官吏都争先请画师绘制,出现不少民族地区风俗画,如《百苗图》、《番俗图》、《黎民图》等,并汇集中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钦定宫廷画师丁观鹏、金廷彪、姚文瀚、程梁分别绘制《皇清职贡图》。经过四年的绘制,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终告完成。事后各地官员也将本地民族图册,临摹转抄,送给友人,因此流传于民间,这幅《百苗图》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
二 《百苗图》的年代
作者在有关图书馆、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中看到过不下十几种《百苗图》,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部较早,原订为元代,但其它《百苗图》的创作年代上线最早的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下线直至清代末期(1911年)。此幅《百苗图》的创作年代因没有绘画作者的署名和收藏者的题记,为其断定创作年代增加了困难。但是在每幅画中的说明文字中均标明了某种民族在某地区,而这些地区的行政区划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都有明确的变化。在画册第四幅的说明文字称:“卡尤仲家在贵阳、安顺、兴义、都匀、平越府属。”;第五幅的说明文字:“捕笼仲家在贵阳、安顺、兴义府、定番、广顺州。”文中都提到了“兴义府”。该府是“嘉庆二年(1797年)改南笼府为兴义府,”。在第21幅的说明文字中称:“农苗在贞丰、罗斛、册亭,原隶粤西,雍正五年改辖黔省。”其中的“贞丰”是“嘉庆二年(1797年)改名贞丰州。”在第20幅的说明文字中又记载:“夭苗又称夭家,在平越州属,多姬姓。”其中的“平越州”原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置平越军民府,治平越卫城(今城厢镇),属贵州都司。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裁卫改置平越县,与府同城。嘉庆三年(1798年)废府、县,改置平越直隶州。1913年又废州,复置平越县。”。以上行政区的划分为本册提供了准确的断代依据,证明此图册的创作年代不能早于嘉庆二年,应为嘉庆年间的作品。
三 《百苗图》的学术价值
该册《百苗图》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当时贵州各民族的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礼仪风俗和民族信仰。
首先是贵州古代民族物质生活的再现:
物质生活中包含了服饰、建筑、饮食等生活状态。此图描述的民族服饰、头饰不仅有其具体形象,还以服饰特征冠以民族支系名称,如狗耳笼家“男女服色皆白,发结如狗耳状。”;马蹬笼家“妇人以淄布作冠,发髻若马蹬状。”;大头笼家“男子戴竹笠,妇人穿青土布衣短裙,敛马鬃扎发盘髻为盖,名曰‘大头'。”;白苗“衣白,男子束发,女子盘发髻长簪绾髻。”;青苗“男女青衣,妇人用青布束发为髻,男子戴竹笠穿草衣。”;锅圈仡佬“男子织斜文布为衣,妇人以青布笼发如锅圈状,青衣缺裙。”;披袍仡佬“男子穿短裙,衣长尺余,外披一袍,由头至背,凿窍为领,裙用羊毛布织成。”目前,研究贵州民族服饰的著作不少,但都是根据当代民族调查的结果,其实在各种《百苗图》中有许多服饰资料,不仅为服饰研究提供大量的资料,还能看到当地民族的服饰演变过程。
民居建筑在《百苗图》中也有不少反映。该图所表现的各民族的居住环境已进入定居状态。由于当地的气候炎热多雨、土地潮湿,虫蛇众多,他们的建筑多采用“干栏”式,即二层建筑,如夭苗“女子及笄,造竹楼野处。”不过,干栏建筑也有利于饲养牲畜 “上人下畜”,乃是当地住俗的特点之一。
当地的饮食状况各民族的习惯也各不尽相同。如白倮罗“负茶叶生理,茹毛饮血,无论鼠雀 蠕动之物攫而燔,饮食无盘盂,以三足釜攒食如 。”;青仲家“敛牛马犬骨米糁酸臭为佳。”;红苗“凡牲畜皆背杀,以火去毛,微煮带血而食。”;黑苗“食稻糯。”以上所述食风虽然已食稻谷,但皆保留了一些原始生活状态,但这些习俗已经成为历史。
其次《百苗图》对当地的生产活动有许多描述。
贵州各民族基本以农耕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也从事渔猎和手工业。当时以农耕为主的农苗已种植了水稻,图中绘一插秧场面,三个男子在水田中插秧,岸边一妇女向他们递秧苗,远处一水车正在向水田内灌溉。说明当时贵州的部分少数民族已经懂得利用灌溉技术。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有的民族还善于渔猎。有的民族精于手工业制造,如倮罗“造坚甲利刃,畜良马、好射猎,习镖枪劲弩,斗击刺之。”;在披袍仡佬图中绘一打铁炉情景:一妇女拉风箱,一男子拿铁钳在炉上炼铁,一男子拿锤在砧子上正等待锤打,旁有两妇女坐在石上聊天;在花仡佬、蛮人、九股苗图中均绘有狩猎场景;在水仡佬图中绘三人在河中捕鱼的场景。通过图中的文字和绘图得知当地的纺织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夭苗“妇人善织染”;红苗“衣用班丝织成,女工为务”;在仡僮图中绘一竹楼,房内一中年妇女在纺纱,一位老妇在给孩子梳头,另一男子捧一竹篮纱轴回家。
此外,《百苗图》有许多风俗信仰的场面。
此图所描绘的一些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在贵州现代生活中已经基本消失。例如打牙仡佬“打牙仡佬在大定府平越州清镇县。女子出嫁先折去门牙二齿,谓恐害夫家。”;宋家的抢亲;卡尤仲家:“六月六日为大节,作孟春聚。未婚男女宽厂跳月,口吹苗笙歌舞,互相抛球,剪衣换带约而私合,从此方用媒约聘,知生子后再归夫家。”花苗“每岁春首择平地为月场,未婚男子吹笙,女子摇铃,歌舞戏谑,终日所私,亦用媒妁聘礼,以牛马通知”。佯犷苗“婚姻牵犬以馈。”以上风俗多半已经消失,或者发生变异。当时的丧葬风俗也有特色,如捕笼仲家“丧则屠牛,招戚以牛角酒欢饮,孝子不食肉,惟啖鱼虾,祭必用鱼,葬以伞罩坟,期年后焚之。”;曾竹笼家“人死殓而焚之,葬其枯骨,七月七日祭扫祖茔。”;红苗“人死将所遗衣服装成形像,众皆击鼓名曰‘吊古'。”;黑苗“人死以红绿线系于竹竿,插在坟前,男女哭祭也。”;夭苗“死不葬,藤蔓束树间也。”;红仡佬“亲死殓棺不葬,置崖穴间或临大河,不施蔽盖而树傍,名曰‘家亲殿'。”;仡僮“亲死不置棺木,以唱镶木板殓而停之,葬时子女痛哭出血,守坟三日而返。”;八番苗“葬不择期,漏夜出棺,谓‘不忍死者'云。”这些记载对研究中国丧葬史有重要借鉴,也可印证考古资料,如二次葬、扭首葬。反映宗教信仰资料也不少,如此等等锅圈仡佬图上绘有郊外供有虎头,由四人供奉。“病不服药,用面作服虎首,饰以红绿线置簸萁内,延鬼师祷之。”;休佬图绘有野外山石置一草龙,上插有五色彩旗,前置两蜡烛和三只酒杯,正有三男在祭拜,后面有一妇女提祭品过来。“祭鬼用草龙船插五色旗,往郊外祭之,遇节歌舞为欢。”; 人则在一台地上摆有经书、香炉和蜡烛,其下有三人在赕佛,一人在后举送蜡烛,“淳而信佛”,这是古代白族信仰佛教的反映。土人则在村外小桥旁有一组六人在演傩戏,其中一人左手拿一戢、右手拿一傩面具,在其余五人的伴奏下起舞“岁首扮锣击鼓以唱神各,所至之家皆供饮食。”。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贵州傩戏的最早形象,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总之,这部《百苗图》所绘的地域为贵州省,包括苗族、侗族、彝族、白族、仡佬族、布依族及其各个支系。众所周知,有关贵州民族的文字记载还是不少的,尤其是地方志记录最详,但是有关各民族的具体形象和生活状况却缺乏物证,《百苗图》无疑是重要的贵州民族形象的载体,对研究贵州民族历史、民族学、民族工艺、民族美术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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