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是楚国王族，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掌管屈、昭、景三族之事，属楚大臣之一。对于屈原的研究，古今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经历放逐的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然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似乎屈原遭“放逐”是不容置辩的，还提出一些放逐的地方。我认为屈原未遭放逐。
一说是放逐汉北。如游国恩讲：“屈子初放之地，史籍不载，考之《楚辞》则汉北也。”按《九章·抽思》一篇，乃自叙放逐之作，其倡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女夸 佳丽兮，爿羊 独处此异城。”郭沫若讲：“屈原放逐的地点是在汉北，时间有十四五年，直到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侵略楚国。”屈原“才从汉北逃到江南”。按郭说推断，屈原放逐时间应在楚襄王初年。考楚怀王时期和襄王初年的历史状况与地理形势，《楚世家》曰：“十七年春（公元前３１２年）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断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丐，裨我逢候丑等七十余人，逐取汉中之郡”，“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还以会武关、相约结盟为名。“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患之，拥立楚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故秦楚绝。从以上史实看，自楚怀王十七年后到襄王初年，秦楚连年战争，汉北早为秦汉中郡，而汉北在上庸之北，一直归秦管辖。楚王怎能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况秦国也不会允许。可见，屈原放逐汉北是不可能的。
二说是放逐陵阳。此说始见于清初蒋骥《楚辞余论》中：“衷郢从郢到陵阳也，归解于陵阳，未有破蔬，因不知《衷郢》之所至。陵阳两汉属丹阳郡，志云：今陵阳故城在池州府青阳县３０公里，此地北据一大江，在郢之直东，窃意原迁江南，实在于此。”其实《衷郢》不是屈原放逐的自述，而是屈原在讲流亡的情况和当时的心情，他与百官，人民一道在奔命逃亡时，仍能“楫齐扬以容与”，没有一点被楚王放逐的痕迹。据考安徽青阳县境内的陵阳，其地不临大江，是几百户的小镇，周围都是小丘，交通闭塞。从考古调查看，此地从未出土战国时的文物，地层里也未发现汉代以前的文化遗存，地面上也没有有关屈原放逐的遗迹，民间也听不见有关屈原放逐此地的传说，连捕风捉影也谈不上，怎能说屈原放逐在这里。
三说是放逐南楚，从此说颇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骚”。《越绝书》：“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自沉湘水。”屈原到南楚是实，但不是放逐。而是南渡救国。屈原在《衷郢》中讲的是“南渡”的原因，《涉江》中说明了《南渡》的行程，《抽思》中透露了《南渡》的内幕。如“昔君与我成言兮”，表明楚王与屈原是有盟约在先，是楚王派遣他到南楚之地去开展救国活动的。从“行隐进兮”看，其行动是非常秘密的。《涉江》载：“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奇服是奇丽的贵族服装，他一直穿着，到老也不改变。他还“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可以“吾方高驰而不顾”，不仅说明他在行程中骑马、坐车、卧舟令船，而且是随心所欲，自由行动，这都充分说明了他身份是一位高贵“南征”的朝廷官员，不是放逐的罪犯。
“放逐”是楚国的一种刑罚，但这种刑罚在战国中、晚期已经丧失刑罚效果。战国末年，楚国半壁江山已被秦国夺去，国内局势混乱，屈原是楚王族，朝廷大臣，有雄才大略，楚王怎会在国破家亡之时放逐屈原。屈原为官没有罪，这是楚国人民所公认的，楚史志和司马迁著《史记·屈原列传》都没有说屈原有罪。既无罪，凭什么理由放逐？
综合上述，我认为屈原一生未遭放逐，屈原“南渡”是受楚王派遣到南楚去发动民众抗秦，其身份是朝廷官员、司徒、三闾大夫。因此，屈原到南楚是“南征”，不是放逐，屈原在他著作中也没有讲他遭到放逐。后人为什么要说他遭到“放逐”？时至今日，应当正本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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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团结报 2003-6-8，http://jstjb.rednet.com.cn 吴心源推荐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