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水县高武寨民族研究个案分析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柳州地区北部,云贵高原苗岭山地向东延伸部分。县城位于东经109°14’,北纬25°04’,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380公里。全县总面积4663.8平方公里,折合699.57万亩,其中陆地面积689.31万亩,占总面积98.53%;水域面积10.26万亩,占总面积1.47%。
融水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其中苗族占居首位,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5.69%,占少数民族人口的54.9%。苗族以成片聚居为主,大都居住在县境的中部、东部和北部边远的山区,主要分布在县境14个乡镇,而以白云、红水、拱洞、大年、良寨、杆洞、洞头、安太、香粉、安陲、四荣为最多①。融水境内的苗族,其生活习惯、服饰习俗基本大同小异。
融水苗族自治县高武寨是比较偏远的苗族地区,其保留本民族原始文化的纯度较高,对研究整个广西苗族文化的发展以及民间美术教育更具有代表性。
一、文化背景与族源、迁徙、饮居习俗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王朝不断的军事镇压,苗民被迫从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北及相邻的川东、鄂西地区)继续由东而西,又北而南流徙。“从路线看一部分是从武陵山脉的北端而西,进入今贵州北部、中部、西北和川南;一部分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部,深入贵州东部、西南和广西境内。”“从某些口碑资料看,自秦汉后苗族进武陵五溪以西地区,除沿武陵山脉和沅水及其支流而上的路线外,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先南下进入广西,再由广西溯都柳江北上徙入今贵州东南部和南部。”②进人广西融水的还有一部分大约在唐宋。“北宋皇祜(1049—1054)年间,广西依智高起兵反宋,朝廷派狄青率领大批官兵及思州、播州、靖州‘土丁’三万余人前往镇压。这些‘土丁’有许多就是苗族,事平之后,他们被留在当地的忠州、文州、习安驻守,以后留下来,成为广西凌云、风山、天峨、东兰、南丹、河池等县苗族最初的来源之一”③。据《融水苗族自治县志》:苗族迁移路线一条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部,深入贵州又从贵州省的雷山、凯里等地流迁到融水县境元宝山西面和南面的贝江流域,主要分布在安太四荣、香粉、安陲等乡;另一条路线,从湘西进入广西,再由广西溯都柳江北上徙人今贵州东南部和南部,而后南迁到杆洞、洞头、良寨、大年、拱洞、洪水、白云、大浪等乡。再另一条是从湖南进入广西、沿融江到融水,在县城附近住一个时期后,沿贝江进入山区的。
高武村依山为寨,聚族而居,全寨人口多达500余户。由于这里多建寨于山梁或山顶,房屋建筑多半是曲栏回廊的吊脚木楼。常见的吊脚楼建于斜坡上,坡面开成上下两级屋基,先竖一排木柱做房墩,房墩用于围圈牲畜和堆放杂物,上一层面左右是上楼梯,前面是走廊,中间是火塘兼厨房、大厅,大厅两侧是卧室。屋顶盖杉树皮挡雨。建筑全用杉木结构,结构紧凑,不用钉,枋连柱、柱连梁,环环相扣,工艺水平相当高。高武寨寨边建简便禾晾,于向阳地竖两柱,上盖杉皮,连两柱横架十数层木条挂晾禾把,禾仓多建于离住宅区几十米处,仓底离地高约l米,形如亭阁,以防潮防火。据民国初年刘锡藩《苗荒小记》记载,广西融水苗族“其主要习俗亦不变。”居住:“居室多用木造,上盖以瓦,或以竹块、板木、茅草覆之。”现在饮食方面,主食为糯米,辅加玉米、小米、木薯、芋头等。副食品类包括蔬菜、瓜豆类、蕨菜、野生菌等。肉类有猪、牛、羊、鸡、鹅、鱼虾等。但苗族人有一大特点,喜食酸,家家都腌酸坛,喜欢腌制酸鱼酸肉,每天早午餐有“打油茶”的习惯,喜装坛密封腌鱼、腌肉。苗家视此为待客佳肴。《苗荒小记》载:“苗地水寒,惟宜糯稻,所食多为糯米。”“食:不用箸,甑饭既熟,倾而摊于盆中,家人环集,以手掬而食之,蔬菜、鱼肉,盛于竹筒瓦缶,虽宴嘉宾,亦若是也。”苗族喜好饮酒,以米糠制酒曲,酿糯米甜酒,一般不熬,滤糟而饮,称“水酒”。
二、远古苗族美术与现代苗族服饰的发展
(一)原始九黎美术文化符号和象征的原貌
在新石器时期,“甘陕黄土高原上形成了以传说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首的两大部落集团”,“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蚩尤九黎部落集团”④。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黄河中下游主要有一种是仰韶文化,另一种是晚于仰韶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的,则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半山马厂文化等。在长江流域,则发现有三峡地区的大溪遗址、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江淮地区的清莲岗文化以及浙江北部与江苏南部的良渚文化等。”⑤也就是说仰韶文化部分地域和大汶口及龙山文化均属蚩尤部落的九黎文化。如:“河南陕县底沟出土的陶器残片,绘有蛙形的图案,蛙的形态画得相当生动。蛙形图案,在临潼的姜寨、华县的柳子镇出土的彩陶上也有描绘。”“清莲岗文化彩陶,亦具有它的特色。……如刘林(邳县)遗址出土的彩陶,外施白衣,绘红黑两彩者,颇具浓厚的地方色彩。”⑥远古的美术作品大多数是描绘人、鱼、鹿、鸟,而在九黎部落的地域,其绘画的风格以及描绘的物类与甘陕一带(炎黄帝汉文化的地域)不尽相同。如蛙形在不同地区的反复出现,描绘中的红黑两彩或黑紫特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现代深居大苗山的拱洞乡高武寨的妇女服装色调,其整体调子仍以黑红相间为主。衣裙的面料是黑色,领口、袖口尽管用了几种颜色的搭配,但其整体是偏红的,从远处看其衣装是黑调间红的整体效果。可以假定在苗族经几千年的长途迁徙中,到广阔的深山隐居,在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这种古老的审美潜意“心象”得以保存。
(二)苗族银饰中的“饕餮”与商、周、春秋青铜器文化的关系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贷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贫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祷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杨伯峻注说:“或以饕餮当《尚书》之三苗。”(《春秋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孔安国注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左传·昭公九年》孔颖达疏:“先儒皆以为……饕餮、三苗也”。
而在融水县高武寨我惊奇地发现这一图腾的存在:出现在苗族妇女银挂链上的“饕餮”,与“商罍”、“周罍”上的“饕餮”正面纹样是如此的相像。这种饰件是装饰在妇女挂在脖子上的装饰银链上,相当于现代项链的坠子,但其本身整个链子要比现在的项链大得多,所以这个“饕餮坠子”也很大,约8cm宽,6cm高,饕餮的上部是七条小链与上面的一个小的整体侧面的小饕餮连着,再往上是五条小链连着一个蝴蝶装饰,蝴蝶连着一条2cm宽的粗银链,银链围一圈挂在脖子上。“饕餮坠子”以下是九条小链挂着各种各样的装饰兵器,有些则挂着各种各样的银饰鱼类。它与“九黎裙”、“迁徙裙”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在服饰上,从一些老人的服饰里还可看到衣袖、背娃带中的饕餮形象。
(三)苗族服饰的演变展示符号象征意义及其文化背景
苗族的服饰图案既是美的创造,又是历史的记录以及民族的认同与追忆。裙脚三条横线表示祖先曾经生活在黄河、长江和平原。“星宿花”表示蚩尤和黄帝打仗时,在夜里行军,靠星宿指引方向。“九曲江河花”记录祖先从黄河、长江再经过许多河流才迁徙来的。“蜘蛛花”表示祖先被围困时顽强战斗的精神。“虎爪花”叙述迁徙到深山箐林后打虎的故事。⑦
镇宁苗族老人穿的裙子有三种,一种叫“迁徙裙”,苗族叫bainao”,意思是“九黎裙”,有81条横线,分9级,表示蚩尤有9子,每子又有9子,共81人,即九黎部落。一种是“三条母江裙”,表示过去蚩尤失败后苗族迁徙,过黄河、长江和嘉陵江。再一种是“七条江裙”,表示祖先迁徙过七条江河⑧。据一些民间口碑传说,苗族本来是有文字的,由于长期的战乱与迁徙,文字逐渐失传,但其历史的艰辛与文化的追忆都写在他们的服饰上了。尽管到今天的21世纪,苗族服饰的原始文化内涵逐渐淡化了,但其民族文化的空间符号意识仍深深地凝聚在这个群体中。
高武寨苗族的妇女服饰与贵州苗族服饰的主要区别在于:贵州苗族大多是长裙,一些历史标记体现在裙子上,衣袖的图案只围在正面的袖口上。而老一辈高武寨妇女的服饰是百褶短裙,其历史的印记在上衣的袖口,袖口的图案围满整个衣袖一圈,袖口的横线有九条或七条或三条,或记在银饰的挂链上。其主色调为蓝色。其制衣技艺都来自前辈的教授,大都是:祖母和母亲一边做一边讲,还有同族姐妹的相互交流。衣服的布料做工很讲究:自纺白色棉料,用一种当地生长的植物,苗语叫“窝登”,捣烂用水漂浸、隔滤,去其渣用其液,再用石灰水漂浸使之紫蓝液沉底,去其面上的石灰水,余底稠液漂浸自纺白棉布,数日,用木锤反复敲打,再漂浸数日,捞起过清水晾干才可完工。所制布料深紫蓝调,发亮耀人,平日很少穿,遇盛日庆典浓妆艳舞。苗族妇女服饰穿着也有很多讲究。婚前:衣装有大领口、小领口,领口绣花边,内挂绣花肚兜,穿细百褶裙,裙子左右侧从腰处分别各挂有两条令箭形的装饰条,条上绣有花草蝴蝶之类的装饰图案,饰条往腿下坠,裹绑腿。婚后:与婚前差不多,但腰围百褶裙没有挂令箭形的装饰条。生育后:上衣与前一样,但一般都穿裤,裹绑腿。婚后百褶裙裙子左右侧腰处是绝不能挂有两条令箭形的装饰条的。在老一辈人的服饰里可看到其领口、衣袖口上绣有类似商父乙鼎腹部饕餮纹的刺绣饕餮纹样,服装的外形与现在的苗族服装外形也有区别。老一辈的服型:大袖口,整个衣袖往两侧扇开,着衣两手垂放时两袖从肩到袖口如同一把打开的大扇。收腰,长衣过臀10厘米,全为手工制作。由于现代汉文化的不断移人,现代交通工具的便利,现代手工机器的发展(如缝纫机)以及现代文明思想的接受,对整个苗族文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体现在服饰的工艺制作上,更重要地反映在理念的变化上。比如关于“蚩尤”“獾兜”“饕餮”之类的传说已逐渐被年轻一代淡忘。那段艰辛的历史也不太为年轻人所知,“迁徙裙”、“九黎裙”的远古内涵逐渐外化为苗族妇女的一种审美追求。她们只知道蝴蝶、枫叶很美,传说是他们的祖先,不知道里面更深的内涵。但这种象征着苗家民族符号的认同却深深印在他们的心中。在民间的手工、美术传授中,苗族妇女有很宽松的创作空间,没有特定的模式与教条,因心美而动意,用一句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绣。新一代苗族妇女在服饰上更多的是追求美的意义,受汉族文化影响也很强,以往的黑、蓝、紫红色调都渗人了现代汉文化的红、黄、蓝、绿的热闹欢调。手工制作的服饰一般每个妇女只有一两套,平日衣装都是用现代大机器纺织的面料及缝纫机判统的花边装饰纹样制成。如果说是在文化移人的被动状态下,还不如说是苗族人民的开明和智慧,他们能接受更先进的 劳作,能接受更舒适的生活意识观念,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劳动生产与娱乐中。
苗族服饰的演变不是单一的物理实物的量变,它是苗族思想组成符号的不同丝线,是民族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它构成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苗族文化的变异和改变体现为苗族成员的行为和应对的思维方式。这种行为和应对思维方式在苗族群体的个体增多,则使其民族个性倾向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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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西融水自治县志编委员会:《融水苗族自治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
②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2。
③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2。
④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2。
⑤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⑥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⑦ 《贵州民间工艺研究》,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1。
⑧ 《夜郎故地上的苗族》,《镇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