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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高坡:我在一个边远苗寨的四个小时

发布: 2007-8-05 21:42 | 作者: 张旭 | 来源: 三苗网原创 | 查看: 903次


    寒假的时候,一个高中好友向我说起高坡,说那是全县最边远最贫困的村落,居民全部是苗族人。由于我学的专业是民族学,于是,就起了很大的兴致,稍稍做了准备后,就和那位好友踏上了前往高坡的路。 “原始部落”--高坡印象

    花了一个小时,我们才走到一个叫那芮的寨子。我们只见麦苗满田,一条公路从寨子中穿过。寨后一条蜿蜒的小路在高峻的山间忽隐忽现。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那是进出高坡唯一的路。在往后通往“后箐”的这条路上在没有别的寨子。

    据我们考察前的了解,高坡是个村名。村如其名,地处高寒,寨在坡上。当地村民是很不认同“高坡”这个存在于行政区划中的村名。因此,他们仍按祖先传承百年的习惯,把这个人迹罕至的苗家村寨叫做“后箐”。“箐”,意思是“广泛、茂密的原始森林”。的确,寨子三面都有原生树林,只是在南边有条野草没脚的山路通往20里外的乡村公路,或者30里外的鸡场街上。把这片闭塞的原始苗民村落叫做后箐竟是如此的贴切。

    高坡后箐的贫困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全寨没有一寸水田,仅有的几十亩旱地,担负着养活全寨127口人的重任。海拔1800多米,气候寒凉,土地贫瘠是顺理成章的事--地里只出产玉米和洋芋--而且产量奇低--除此之外种下任何作物只能收获一把野草。寨里27户人家,有26户是住在原始的土屋或茅草房,仅有的一间单层水泥房是老支书家的,而光是建这间房所需要的水泥的搬运就花了四天时间(用马车拉到最近的公路后用全寨壮年帮忙搬运)。村里一户人家年前刚结婚,新房却是全家花了整整一个季度才垒成的土房,房顶是就地取材的茅草。新娘唯一的嫁妆是一台在我们看来廉价的微型收录机。

    “我们的“尊贵”为哪般?

    高坡人们来自心底的热情与淳朴使我们深深地感动。这种缘于人性的善良,贯穿于我们考察的始终,这是后箐的苗家人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收获。

    一进村口,我们便被几十个热情的村民围住了,几十个小孩睁着忽闪着眼睛,很有兴趣的看着我们手里的相机。一个年过四旬的汉子挤进人群,不由分说地把我们拉到桌边的长凳上。

    经过攀谈后我们得知,他是村头这家的主人,他弟弟两天前刚结婚,按当的地风俗,婚后的三天都要请亲朋好友吃饭。明白我们的来意后,他很高兴的打发人去请张老师带我们考察。张老师来后,那汉子把我们请上酒席,按苗家的待客礼数向我们敬酒。我们让他和我们一块入席,这豪爽的苗家汉子却连连摆手:“粗手粗脚的,哪能陪远来的贵客哟,还是让张老师这文化人陪你们吧。”尽管我们再三地邀请,他还是不同意。张老师看我们僵持不下,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苗家的礼数,不能改的。”我们也只好作罢。
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条一仰脖子就干尽一碗酒,却怎么也不肯与我们同席的汉子。豪爽的他就像高坡的其他父老乡亲一样,淳朴善良得让我们动容。

    “他是个集校长、教导主任、各年级主任和科任老师于一身的“独裁者”

    在高坡,我们感到了它的贫穷,更感到了它文化的缺乏。

    在全村百余年的历史上,只有四人接受过初中教育。陪我们考察的张老师是该村历史上第一个初中生,初三没毕业就回村建了高坡小学,任教十多年。我们了解到,现在的高坡小学共有三个班,三个年级,而老师就只有张老师一个人。
我们苦涩的调侃他,说他是集校长、教导主任、各年级主任和科任老师于一身的“独裁者”,他苦笑不已:“条件太苦了,教育辅导站调不来人啊!”

    的确,外边的人不愿来,而村里仅有的几个初中生也把当初因为语言障碍而所学不多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在心里感慨,这小学靠张老师一个人支撑的情况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

    后来我们了解到,曾经有两位犯过错误的年轻老师被“发配”到高坡任教。他们的到来曾经给了渴望知识的村民们无限憧憬。好客的村民们像招待贵宾一样,挨家挨户请他们吃饭,并把家里的腊肉、土豆什么的都往他们宿舍里送,当一年后他们离开时还剩下了不少。“寨里的乡亲都盼着孩子们能读上书,但是,这条件……你也看见了……”张老师一脸的伤感。

    我们就问他说:“他们可以留下来呀,到哪都可以领国家发放的工资嘛!”

    张老师就说:“唉,不怨人家老师,是俺们这山旮旯条件实在太差。人家来教一年,已经够看得起咱们了。”

    我当时鼻子一阵发酸,不禁感慨,这个30出头,从十几岁就投身高坡教育的苗家汉子,竟有着如此宽大的胸怀与淳朴的气息。

    高坡人民,你的恋家情结是否过了火?

    让我们想不通的是,整个高坡居然没有一名青年出外打工,心想,难道他们没有一点改变贫苦的生活状况的愿望吗?村里唯一的那台老支书家的17寸的黑白电视给他们所带来光怪陆离的世界对他们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俺们这信息太闭塞了,和外界联系的可能性太小了。再加上村里人素质有低……再说,俺们苗族是个很恋家的民族,谁也不忍抛妻弃子,这么多年来,祖祖辈辈都这样活过来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老支书的话里透着无奈,这种无奈也深深地刺痛了我们。

    我们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高坡人民,是坚忍?还是贫困已经使你们麻木?

    我们深深地感到信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以及民族传统力量对他们的约束,使百年后的后箐处于故步自封的境地。

    在高坡的每一分钟,我们都被震撼着,这种震撼很大程度上缘于它的贫穷以及它与外界的差距。

    高坡文化--传承与融合的矛盾

    当听说我们想了解当地的服饰文化后,几个小女孩穿上了只在节日里才穿的盛装,以便我们拍照。一个年纪还很轻的妇女也把她的裙子拿了出来,并且还亲自为我们讲解:“麻和染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从纺线到织布再到做成裙子,都是高坡的传统工艺……清白相间的图案是蜡染的,边上的文饰是挑花……”张老师的岳母还把我们带到织机房,给我们详细地讲解纺线织布的整个流程。

    五十多岁的老支书生在高坡,长在高坡,以他五十多年的经历向我们讲述了高坡的迁入建寨到后箐的人文风俗和婚嫁特色。

    婚恋是民族文化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有时又是不能触及的一面,因为怕触犯民族禁忌,所以我们没有提及,但是爽朗的老支书却不介意,主动向我们提起了这个话题:“要说嫁女娶媳呀,我们苗家的习俗可是最多的了。就拿后箐来说,谁家娶媳妇,那准备工作都得做好久。新娘的陪嫁好多的咧,几十上百个年轻姑娘--就像电视里的伴娘一样--寨里的小伙子啊,得陪她们唱苗家传统的九令歌,还是通宵达旦不能停歇,因为大伙都不想输呀。这一对歌,又得对出新娘子来了。呵呵……”老人停下了手中的旱烟“可惜呀,咱们寨子里年轻人不多,嫁女的时候得请亲戚家的女孩陪着,娶亲的时候得拉外地的小伙子对歌。”

    “张老师,你和你妻子也是对歌对到了一起的吧?”我们拿张老师打趣。

    “也不是呀,我们从小就认识嘛,又同是苗家人。我们找对象呀都是先考虑村里同龄的姑娘,真要去外边找的话,也得找本民族的……”

    几十上百人陪嫁,通宵达旦的对歌……我一边想象着这盛大的场景,一边暗自叹息来得不是时候。

    当地信仰崇拜的变迁更令我感叹。苗族传统的枫树崇拜、蝴蝶妈妈传说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和湘西、黔南等苗民聚居区不同,他们的服饰上不再有表示历史上苗族迁移的图案标志。相反,在节日盛装的背后,绣有红色的双喜字,衣襟的下摆缀有来自汉文化区的方孔铜钱图案。这么远的地方,汉苗文化的融合竟然如此的自然。文化融合的另一个标志是当地村民对基督教的崇拜。整个后箐,没有一个村民不信基督教的,定时的礼拜和地里的农活一样,成为高坡人固定的生活内容,真主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共同构成了具有高坡特色的信仰文化。

    老支书说:“每家在礼拜天会按时礼拜,圣诞等重大节日还会去50里以外的教堂,倒是苗家传统的东西一天天地没人懂了,现在寨里的青年对芦笙等苗家乐器的兴趣大不如前了。”

    我不禁感慨民族原生文化的异化与流失是个无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老支书也无计可施。--也许,他并不认为那是个问题,因为,在他家里,我们看到了柜子上摆着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圣经唱诗集》,汉苗文对照书上附有乐谱,上边盖着“菜籽冲教堂”的印章。

    高坡,行政关怀的真空地带

    我们发现,在高坡,有些事情不合理地存在着。不止贫困,更有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由于民众的愚昧而被忽视的东西。

    “1999年,外界开始对高坡有了关注。那时,我还在鸡场中学读书,有三名青岛的志愿者来我们学校支教,在他们的牵头下,山东电视台拍了一期专题片,其中有反映后箐贫困状况的内容。节目播出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不久就归于平静。要说政府对高坡的资助那也是有的。”

    据老支书说,最近的一次资助是在04年初,当地政府出资在那芮的公路后边替张家寨修建了一期移民房,动员高坡人迁移到那居住。当时有十几家村民迁到那,但不到一个月,迁去的居民都全部迁回,因为他们在那芮没有土地,而从那芮到高坡又太远,得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再加上运送牛粪和收获作物的代价太大,所以,那十几户人家全都迁回来了。

    当我们问到税收问题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对高坡征收全额的农业税。

    “这很正常呀,国家政策嘛,我们愿意服从。”老支书说。

    但在对全乡推行的退耕还林计划却没有高坡的份。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全乡二十几个村中,高坡的耕地比重最大,而这些坡耕地中陡坡地的比重又特别大。但是,这些坡耕地中居然没有一寸土地可以退耕还林。

    “说到底,还是因为高坡太偏远了,工作组的测量难度又大。再说,我们离乡政府又太远,联系很不方便……”老支书的话透露出一种无奈。

    按照相关标准测量的话,高坡绝大部分土地都得退耕换林。但我转念一想,退耕后的高坡人仅靠那一点补助是否能生存下去呢?也许当地政府作出不退耕的决定也是出于这一点吧。

    长远看来,文教和交通是解决高坡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解决不是高坡人所能独自承担的,它还需要当地政府的带头和外界的帮助。

    离开,不仅仅是一种怀念

    考察结束后,张老师执意要把我们送到路好走些的地方,我们再三劝阻,最后盛情难却,只得让他陪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临别时,这位对高坡的未来忧心如焚的苗家兄弟紧握住我们的手,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什么呢?该说谢谢的应是我们才对啊!冒冒失失地闯进高坡,却得到了这么多不求一点回报的帮助。

    整个考察过程中,高坡人民的淳朴和热情一直伴随着我们,人性闪光的东西给了他们一种特别的美。高坡和她的儿女们,淳朴地袒露着属于这片土地的一切。相反的是我们,一直在索取和承受着他们的给予,像个急需帮助的弱者。

    直到现在,高坡的经历就像是转眼之间的事,父老乡亲们清晰的面容仍然清晰可见,记忆尤深的,是那两个临时客串模特的苗家小妹如花的笑靥。我发自内心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安康!--虽然这样的祝福是这么的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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