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学》副主编郭文斌先生来电，嘱我就《祖孙森林》写一个创作谈，我感到不胜惶恐，我向来认为作家应该用作品来说话，舍此不必再饶舌什么。想是作品没有写好，只有作一点“旁白”来补充了。
我出生在湘西十万大山最深处的一个苗族山寨里，那个偏僻落后的山寨至今仍然有人不懂汉语，不识字的就更多了。我是小村里第一个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的人，古朴浓郁而又神秘的苗族文化使我对于城市及城市文化的观察与别人大相径庭，我读汉文书，和同事们说着纯正的汉语，却用我的民族的思维和心理去观察外面的世界。当然，我也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回视自己的故土，两种文化的对比、碰撞、沟通和交融在我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样的对比多了，我就觉得自己非常迷茫，我经常在思考着，世界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是否也正在付出一些不应该付出的代价？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否必须以另一种文化的牺牲来换取？文化的进步是不是完全地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长期居住在城里，接受着我的乡亲们的羡慕的同时，我经常怀念我的家乡，那夹在山的皱褶里，在莽莽森林里的小山村，怀念我的大森林，怀念那古朴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这非常矛盾，因为我知道，那种生活终究要被现代文明取代，而且那也是我们所企望的。
有一天，我的一个远亲，一个苗族老人在进城时迷失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他。一个人的失踪，在我的家乡并不是一件值得去写的事，在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大森林像一个充满诱惑的陷阱。这是一个在森林里穿行了几十年的老人，他没有迷失在绿色的森林里，却迷失在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里，找不到一只指路的螳螂，找不到回家的路。
其实，真正在城市森林里迷失的，又岂止是老人一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文坛流行把文化划分成两半，中心话语和边缘文化。无疑，我的文化是边缘的，如果就地理位置来说是这样，如果就民族来说，就应该是边缘外的边缘了。我在一个大学作家班读书时，老师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要努力接近中心话语。我对此不以为然，我要做的是用我的边缘的眼光关注人类发展的步伐，然后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也倾听着大家的告诉。因此我借用了一个苗族网站的专页名称作我的这篇所谓创作谈的标题：苗眼看世界。
（原载《黄河文学》２００４年2)